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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乃自诸郎中选拔，基本上都是吏部尚书陈群向曹丕推荐的。此等皆为世家子弟，陈群久闻其名，又受彼等家族托付，于是荐于曹丕，曹丕再行文光禄勋，使这些人赴吏部待选——当然啦，本来就是陈群的主意，自然一选即过。
其二，本身就是曹丕的党羽，或为昔日王府内宾客、王府外友朋，或为今日太子属吏之亲眷，也是递个条子过去，陈群通过，就赴河南各县上任了。
第三个类型相对特殊，无论曹丕还是陈群都不够了解，完全是别人托关系托到了太子身边人，曹丕再通过陈群任用——比方说那位马齐马伯庸。此群体人数最少，目前就发现三位，分别通过太子侧妃柴氏、正妃甄氏之兄甄尧和曹丕庶弟曹徽的关系，跟曹丕打了招呼。罪魁祸首的马齐，就是走了柴氏娘家人的门路，献上金珠，才得以选官畿内。
科举制度只是打开了入仕的大门，正经官员的升迁黜陟，则与科举无关；相对完善的官僚体系倒是通过吏部，把任免之权抓到了自己手中。但这并不是说举荐就完全无效了，高官贵戚插手官吏任免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但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谁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曹丕向陈群举荐官员。还真不能说他犯了什么过错。
荐人不当。才是他最大的罪过。而用人不当。就要归咎于陈长文了。
凡公卿皆可向吏部递条子，说某人某人不错，请你们多关照一下，给他一个好位置。限定仅仅在于：一，此人必须已有相应的任官资格，不可超级提拔；二，品秩不可过高。比方说，若将来桓范自科举入仕。得授四百、六百石的小吏，是勋就可以向陈群打招呼了，此为我门下客，素有才学，当给予朝中或者畿内的好职。
而倘若所荐之人品秩太高，吏部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便可直接打了回票。其实就连皇帝，若欲用之人资历不足，又想吏部超擢——哪怕只拔一级——超过了八百石墨绶长吏，吏部都是可以加以驳回的。当然啦。仅仅制度如此，但制度终究是由人来执行的。尤其还存在着一个理论上拥有无限权柄的皇帝，即以曹操的威势，再加陈群的谨慎，想做得更过份，那都有可能通过。
只是其后就可能是御史上奏、公卿谏阻，同时纷纷弹劾通过这一任命的吏部诸官……
而曹丕就正好踩在了这条红线的后面，并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所推荐的最高也不过六百石县丞，而且资历足够，只是要在具体任官位置上请陈群加以照顾而已——同样的六百石，在中央为官和在地方为官，在畿内为官和在偏远郡县为官，含金量都要天差地远。
曹丕是想要借此培植自己的党羽，陈群本是曹丕一党，对此心知肚明，只要别太过份，也自然开放绿灯。只是原意是想他们通过难得的军输工作博取功劳，谁想投资越大，风险也越大，最终大多栽在了这件事上……
尤其马齐乃因贿而得官，问题就更加严重，所以曹操直接命令曹丕休弃柴氏，将之逐出宫去。甄尧和曹徽的罪过就没有那么大，所举荐的都是亲朋，貌似查不出什么利益往来，而且那俩虽然同样丢了性命，终究不是主犯。据说甄尧被其妹甄氏领着，直接跑曹操面前去磕头请罪，并且表示愿意削去自己的爵位，曹操也便不为己甚，训斥甄尧一顿，降等了事——由亭伯而降亭子。
至于曹徽，年纪还小，就当他不懂事，曹操下令他跟兄长曹丕一般禁足，一年内不得外出，且削曹徽并其母宋夫人俸禄之半。
本来对于这些荐人的处罚就已经够严厉了，而对于出问题的人本身，更是毫不容情，正如廉昭所说，是“枉法非刑”。即便主犯马伯庸，偷盗军粮之罪合当受戮，也未必到得了弃市的程度，不必显戮，隐杀可也。所谓的“庾死”，若在诏狱之中，其实大多是秘密绞杀——那可是天子过问之案唉，谁敢让囚犯莫名其妙地就挂掉？
马伯庸论罪尚且如此，那么从犯们更没有弃市的理由了，真要按照刑律判罚，就算再重也不过远流而已。可是曹操就是这么不讲理，指使有司取了这些人性命，并且还陈尸西市，以向全天下人展示朝廷的威严。
对于这一点，桓范判断的一点儿都没有错，曹操是因为西征未竟全功，所以诿过于这些低级官吏。而且另一方面，本来打算秋季兴师，一举而灭掉刘备的，即便刘备抢先发兵关中，进而安然撤退，曹操也想赌一把，兵临汉中，去杀对方一个防备不及。结果就因为粮草出了问题，被迫退返洛阳，曹操是越想越光火，而且越想，就越觉得若没有这一出，自己很有可能就已经把蜀中给拿下来啦。
所以他才对这些涉案官员零容忍，对于举荐这些官员的贵戚同样不留情面。汉代已有举主连坐之罪了，但因应具体情况，论罪与否，差别还是相当之大的。比方说我当郡守的时候，举荐了一名属吏，然后事隔二十年，我已经是朝廷三公啦，昔日所举属吏牧守郡县，然后犯罪了……难道这也要我连坐不成吗？那谁还敢举荐官员了？再如《三国志》上记载：“太祖以（荀）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凉州，后败亡。”曹操也并没有因此而责怪荀文若。
尤其魏朝不再实行完全的察举制度了，即便举人，也必须先经过吏部遴选，具体分配也得看吏部安排，所以大可把责任推卸到吏部身上：不是我所举非人啊，是你们用非得所，那怪得谁来？曹丕给陈群批条子，其实真正能够牵累到他的，就只有一个马伯庸，一则此人主动犯下重罪，也非疏忽，也非渎职，二则他跟曹丕无旧，乃贿赂得官。只是马伯庸罪过再大，也不过六百石小吏而已，因小吏之罪而责太子，这就相当不近人情啦。
根据桓范的分析，正是因为马伯庸犯罪使得曹操西征未竟全功，所以老头子气得半死，而偏偏那家伙又在事发后上吊自杀了，无可显戮，故此才把邪气都撒在了曹丕头上。而且他问是勋：“天子之观太子，若何？”皇帝真的很宝爱这位太子吗？貌似不大象啊……
英雄父亲总是容易对儿子求全责备，尤其儿子足够多的话，往往会觉得哪个都不成器，很难真正说到“满意”二字。是勋前一世读史，就觉得曹操并不喜欢曹丕，为什么呢？当曹昂战死，丁夫人离异、卞夫人总摄内事后，曹丕就是真真正正、名正言顺的嫡长子啦，以他为嗣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过脑子。再说这儿子就才能、秉赋上也挺不错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就算比不上老子，总比别人家儿子强。可是偏偏曹操拖了好多年，明明211年就已经任命曹丕做五官中郎将，为宰相之副了，212年曹操得爵魏公，建立魏国，216年进位魏王，偏偏217年才正式立曹丕为魏王世子——当然具体的年份是勋并记不清。
由此可见，曹操并不认为曹丕是最合适的继承人，要一直等到他寄予厚望的曹植原形毕露，感觉实在不靠谱，被迫放弃，才终于允许曹丕上位。究其根由，或许只是简单的父子二人相性不合吧。
当然，或许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曹操注意到曹丕身边围绕着太多世家大族，生怕威胁到自家政权和寒门军功贵族的利益，才一直犹豫要不要放弃曹丕。当然啦，此乃以后事倒推前者也，身在局中，曹操有没有那么明确的阶层觉悟，还在未知之数。
总而言之，在原本的历史上曹操貌似就不大喜欢曹丕，这条时间线上那就更加糟糕：一是曹昂尚在，二是曹植的不靠谱尚未完全暴露，三是……还有一个曹冲哪！在原本历史上，曹冲夭折后，曹丕去劝慰曹操，曹操就明确说了：“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后来曹丕自己也说：“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在这条时间线上，曹冲得以安然成年，且他虽然曾经设谋陷害曹昂，曹操也并无严责，只是与诸王一般，把他赶去封地而已——可见宠信并未完全衰退。
所以曹丕这个太子之位得来侥幸，根基并不牢固，这也正是他急着要培植党羽的缘由所在——只可惜把事情彻底给搞砸了。
当然这一切，都不必要向桓范透露，是勋只是说：“诸王并得圣宠，故群臣谏使之国也。”
桓元则点点头，压低声音对是勋说，我总觉得此事有一幕后黑手，想要借机打击太子的威信，败坏太子在皇帝心目中的印象。大胆揣测，必诸王之一也——大致可以排除掉曹昂，其他三个却都跑不了。但是仅仅靠这件事，并不足以扳倒太子，等到事态平息以后，时间也能洗掉太子身上各种污点。所以对方一定还有后手，将在短时间内陆续发动——除非这幕后黑手是任城王曹彰，死人当然做不出什么事来啦。
只是——“民间皆传，任城王乃为毒杀，有诸？”
第五章、府中密议
桓元则号为“智囊”，当然不可能整日枯坐书斋，便能“书生不出门，而知天下事”。其实他这类人主要的过人之处固然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此长必须建立在能够广泛地搜集情报，敏锐地发现其中症结的基础上。即以当日才入洛阳时论，廉昭光问了一句前面为什么那么多人，桓范却一定要问清楚，杀的都是些什么人，因何罪过而被刑，完了还打算扯着廉昭挤进人群去瞧瞧热闹。
所以他虽然远离朝局，对于民间各种传言却并不陌生——再加上家乡龙亢也是中州要地，又濒临东都谯城，并不算什么乡下地方——由此才能靠一些直觉和分析，得到是勋青睐。
所以如今他问：“民间皆传，任城王乃为毒杀，有诸？”是勋眉头微皱，却不回答，桓范就把所听闻的合盘托出。他说有谣言纷传，说任城王是中毒而死的；还有谣言说，太子在皇帝西征以后，即替换了东方各藩不少官员，以充自家耳目，监视诸王举动。故此：“或云任城王实为太子所使人毒杀也！”
其实曹彰之死，已经可以基本确定是中了毒——张仲景都去瞧过尸体了，以他的水平，当世几人可以在病理、毒理上瞒得过去？但对于皇家来说，此为绝对的丑闻，故此尚且秘而不宣，就连朝廷重臣也未必清楚。曹操当然是知道的，曹丕也得到了奏报，是氏父子则是通过卢洪密传消息，方知其中曲直。
不仅仅曹彰被毒杀。曹冲也确实食物中毒。幸亏发现得早。吃药催吐，这才抢回了一条小命。还有一个鄄城王曹植，虽然未曾中毒，但饮食中也有被下毒的迹象……可以说除了远在西陲的榆中王曹昂，一个都没能跑得了。
校事仍在继续调查此事，搜寻毒药的来源，但就目前而言，并无明确的线索。向曹彰献茶的宦者。很快就在曹彰薨逝的混乱中消失无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曹冲、曹植方面，校事密捕数人，严刑拷打，却始终揪不出来幕后黑手。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倒已有谣言传布……熟知内情的是氏父子就此可以断定，此事必非曹丕所为，而是有人想要栽赃他！然而二人对视一眼，却暂时都不表态。等着桓元则继续分析下去。
根据桓范的猜测，马齐也并非临时起意。贪墨军粮，很可能是受人指使，或者受人胁迫而为，但他直接一根绳子吊死了，线索至此而断——且校事正忙着调查诸王中毒之案呢，也没在此事上分太大的心。
“使盗军粮，为诬太子用人不当也；毒杀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