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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不过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实在巨大，商人们为了减少开支，便在各边雇佣人手开垦田地，专门生产粮食，然后就地入仓换取盐引。这种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经营的，故又称商屯。明初商屯东到辽东，北到宣大，西到甘肃，南到交址，各处都有，其兴盛对边防军粮储备以及开发边疆地区有一定作用。根据明朝的需要，除用粮米换取盐引之外，有时也可用布绢、银钱、马匹等换取，但以粮换取是主要形式。
汪士荣的办法说白了，就是将开中法引入到纺织业。他建议将现下各府各县织机作一个数量登计，凡超过五台以上的个人或商户，必须每年向官府交给一定数目粮食，官府才能给予他们经营许可。许可制下，小作坊和农民自家或许交纳的粮食不会太多，可那些大作坊主和大商人们要交纳的粮食可就吓人了。他们想要继续从纺业获取暴利，就必须和明初那些盐商一样，将手中的一部分土地转为粮田，专门生产粮食以换取他们可以生产贩卖纺织品的许可。
汪士荣在提出的办法同时，也点明了这个办法的弊端。那就是纺业毕竟是暴利，尤其是卖往海外的利润惊人，初期固然能保持常态，可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人见有利可图，利用手中的权势奏讨盐引，转卖于商人从中牟利。当年正是因为大量皇亲国戚、官员太监奏讨盐引“占窝”，才破坏了开中制度，不仅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影响了边疆军粮的储存。
汪士荣提出的“有人”是指哪些人，虽没有直接点明，但周士相知道他说的是哪些人，无疑就是有权有势的人。而现在定武朝廷哪些人有权有势，答案很显然，肯定是他太平军的人。不过这个担心至少眼下还不是周士相要解决的问题，对于部下，他很了解，当年他带着大樵山那帮人下山时，可不是用的什么民族大义，解民于水火之中，也不是什么复仇，而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当大官，发大财。想要发大财，就得自个来当官。
有觉悟的，肯定会有，但若真要周士相自己拍心口数一数，只怕他自己都列不出五个来。一帮跟着自己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家伙们，能指望他们看到钱财不眼红，不下手？那蒋秃子为了当个从龙功臣，连半道袭杀唐王都敢干，甚至还串连一帮人准备给他黄袍加身，试问，连这种事都敢干的家伙，还有什么事不敢干，干不出来的？
周士相怕这种事，但他却不担心这种事发生，因为他相信自己，也相信他的部下们。
周士相相信自己会给部下们指出更加有“钱途”的道路，他也相信自己的部下们贪婪的胃口绝不会随着功成名就而减少。
这个世界上什么行业最暴利——抢劫！
除了大明朝以外，满世界都是肥羊。
只要有对钱财的渴望，只要胃口仍旧贪婪，周士相便敢断定，江南的这些蝇头小利绝不会让他的部下就此止步不前的。
汪士荣又提出，既然大帅是想解决粮食不足，那么切不能让商人们以银代粮，因为这样做的话，后果就是商人们不再种植粮食，而是以利润所得一部来换取许可。这样的结果固然是税收的多了，可粮食却还是不多。当年弘治时户部尚书叶淇改制让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这种做法固然使大明财政收入骤加，可是原本在九边商屯的商人们却全部举家内迁，使得边军粮食大减。这直接导致九边残破，卫所军人如乞丐一般，渐渐失去战斗力。明后期不得不以举国之力供养九边，最终导致“甲申之变”。
第1031章 迫在眉睫
周士相要解决的就是粮食缺乏的问题，如果采用汪士荣的办法，自然不会允许以银代粮。但是若是全盘采纳开中法，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将手中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种粮，成本虽说相对明初那些商人将粮食运到边关损耗得要少，但也是一件极其费力，也需要不少人力的事情。这就会使得商人们的利润被减少许多，而纺织品在海外是有巨额利润，只是大头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是在金厦的郑氏及其他西方商人手中。两下一算，商人们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不划算，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抬高货物价格，要么就是压低收购成本。
抬高货物价格，仅现在来看，基本不可能，因为海路被郑家所掌握，而郑家需要巨额海贸利益养军，绝不可能将定价权拱手让给商人。用周士相前世的话说，经销渠道被人家握在手中，卖什么价就不是生产人能够说的算了。如果商人们强行抬高价格，郑家不再采购，那再多的货，也只能砸在商人自己手中，毕竟他们没有货卖两家的可能。显而易见，逐利的商人只会压低收购成本，那样一来，损失最终只会落到作坊里的工人，种桑养蚕的农民头上。
大明赶跑了大清，怎么折腾士绅老爷们，普通百姓可能管不着，但真要切切实实的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让他们连温饱都没法解决，那问题就会又回到老路上。
蒋国柱在归降之前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封疆大吏，对事情看得比较明白。他在答文中明确指出，万历以来的天灾人祸，已经导致中原和湖广、西北残破，可以说根本无自给之力，当地百姓几乎就是生活在死亡线上。而满清入关十七年来，一方面因为清军的大规模屠杀，另一方面也因为明清在南方的争夺，使得南方的粮食生产也近乎停滞，两广、云贵四省人口恐怕都没有五百万。以致很多地方空有大量土地，却无人耕种，所以从前朝代采用的招募流民，恢复生产的办法在眼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流民，肯定有，为避兵灾逃到山区隐居的百姓哪朝哪代都不缺，可问题是这批人毕竟少，能搜罗百十万人便算顶天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有人，那么在大量人口死亡的前提下，想要彻底解决粮食不足这个难题，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繁衍人口。有了足够的人口，生产自然就能恢复上去，朝廷这时只要无治而为，过上二三十年，自然就是个盛世。而这，显然需要时间的。所以招集流民只能作为恢复粮食生产的一个手段，不能当成主要手段做。
蒋国柱做了几年江宁巡抚，对江南情况的了解比其他人都要深。虽说江南一直号称清廷的财赋重地，但其实粮食也仅仅能做到自给程度。当年清廷三路大军入云贵，从江南调拨的粮食极其有限，主要是为清军提供了大量银饷和一些辎重。洪承畴在云南时，曾给清廷上书委婉指出清军在云贵滥杀屠城，掠夺钱粮，这背后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江南粮草不足支撑清朝大军使用，令得清军必须在占领区烧杀抢掠。通过对当地的掠夺，也是清军十几年来，甚至在入关之前就定下的基本方针，用书中的话说便是“就食于敌”。等到敌人杀光了，人也变少了，那时事情便变得简单，一道恩旨免个几年赋税，任地方自己慢慢恢复便是。
江南无粮的原因就是付出与收获不等。
种粮所得赶不上种经济作物所得，百姓自然会选择后者。纺织品价格下跌，会让他们买不起粮食，但他们肯定不会埋怨压低收购价的商人，而是会埋怨太平军。这世上从来不缺流言，也不缺背后煽动者，官府一直要求百姓弃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百姓不愿意，突然纺品价格大跌，不是官府的错也是官府的错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官府的错。
蒋国柱提出的办法是粮食补贴，通过高额补贴让百姓种粮所得不低于，或者说不差种棉、种桑太多，以此来鼓励百姓自愿种粮。但这种作法只能短期内而为，不可长期，也只能仅限在一府或数府之地，不可在全国推行。原因很简单，哪怕是通过清欠和通虏等案聚敛起大量财富，周士相的银库也吃不消这等花钱如流水般的补贴。
蒋国柱认为应将粮食补贴的这部分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由官府出面成立类似盐务总局一个性质的纺织总局，规定所有作坊必须接受纺织总局的统一管理，然后控制纺织品流通，在金山卫等港口设卡专营，凡出口海外的织品必须经港口抽取税收，税收所得再用于补贴农民种粮。
这个办法和汪士荣的办法一结合，等于是在从事纺业的商人和作坊主头上剥两层皮，两人都未考虑过商人会将损失转嫁到农民头上。本质上二人提出的办法就是重农抑商。
周士相现在要鱼与熊掌兼得，那么思来想去，既要让百姓肯种粮食，又能让商人们能够承担“开中法”的损失，只有一个办法，抬高货物价格。如此一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海路控制在手中。
周士相现在可以补贴农民一两年，甚至三四年，只要江南的粮食产出稳定，这几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但是整个北中国有多少人，又有多少省，将来出关收复关外又要多少粮草。总不能太平军旗帜所到之处，和清军一样将饿得哇哇叫的百姓先屠个一遍吧。
同郑家的水师一样，控制海路又成了周士相急于解决金厦的一个理由。
张长庚提出的办法则是兴修水利，引入良种，为佃户减租减息，并且将北逃地主的田地分给无地农民。兴修水利是治本的事，也是利在千秋的事，只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引入良种，高产作物，周士相也一直在着手，只是广东方面却迟迟没有传来有关红薯种子的消息。
其实，周士相对于引进红薯并不热心，在他看来，他要做的是让活下来的汉人同胞能吃上米面，而不是以什么红薯垫饱肚子，使得人来人往尽是“菜色”。玉米也是高产作物，且适宜在北方大规模种植，这个周士相倒是特意吩咐广东从海外寻找。
最终，周士相决定开办纺织总局，由纺织总局统一管辖松江等地的织户和经营者，并行“许可证制”，迫使商人和从事纺业的百姓必须向官府交纳粮食；同时推行种田补贴，鼓励农民种粮食，对其中优秀者给予嘉奖，减免赋税或予以赏赐。同时查缉商路，于港口设关收税。另外则将各地清欠分司转为正式衙门，接收从前府县官办之事，推行建村设乡，整合农村，提高生产效率。最后一个手段则是在江南开始推行“粮票”制度，减少金银流动，使“粮票”成为唯一流通法定“货币”。
对福建郑家动手已是迫在眉睫，周士相在等福州的捷报。福州一下，四镇太平军则立时扑向金厦，迫使郑森来朝，郑经臣服。
第1032章 保天下还是保国
周士相准备去一趟杭州，如果时间允许，他想亲自去福州，因为他想和国姓一会。
在最终使用武力征服金厦之前，周士相无论如何也要尽力和国姓商讨一下“和平”的可能。如果国姓肯以大局为重，放弃郑家称藩独立，入朝，周士相自是会厚待于他。否则，则只有兵戎相见，分出个胜负来了。
至于郑经，周士相还没有放在心上。郑经私自接受吴三桂的永历朝廷闽亲王封号一事早已被军情司报了上来，到时，以朝廷大义征讨郑经，任谁也说不出话来。况郑经现在的地位并不牢固，父子反目给国姓带来的伤害固然是大，对郑经这个“逆子”的影响也不小。周士相不相信金厦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