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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丁云毅似乎非常不屑。
张溥提出的谁来继承大统的问题倒的确显得比较棘手。
丁云毅很清楚，崇祯殉国之后，这对大江南北的明朝诸臣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事已至此，原来形同陪衬的南京留都的政治作用就凸现出来。很显然，摆在留守诸臣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拥立新君，组织政权。说到血统亲近，福王，桂王，惠王成为不二人选。而由于福王在三藩中年龄最大，又加上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流串到南京附近。比起其他两个远在广西的藩王来，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江南士绅中部分东林党人从狭隘的一己私利出发，以福王昏庸为名，坚决反对。但内中隐情却要追溯到天启朝时，为反对老福王继统和老福王之母郑贵妃干政，东林党人已和福藩结下不解之仇。为防止朱由崧登位之后趁机报复。以东林领袖钱谦益为首，以立贤为名，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继承人——潞王。
潞王血统偏远，自然缺乏继立的理由。但他的所谓贤名，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其实，抛开潞王是否真贤不说，嫡长子继承制，自有其现实考量。大明政治以内阁负责，即使皇帝昏庸，负责的臣下仍可以维持政治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局势而论，留都诸臣需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精神领袖。而并不一定非要雄才大略的贤君不可。
现在以立贤为名抛开福王。明王朝散居各地，小有贤名及野心才具的龙子龙孙，大有人在。既然潞王可立，何人不可立？
他们自然不可能要求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选，却总有大批的野心家趁机上下其手，借拥立争功。
南京的拥立大会正开得热闹不堪之时，远在淮安的朱由崧却慌了神。作为三大热门侯选人之一，却没有人来请他发表竞选演说，施政纲领。前来表忠心，搞投机的也寥寥无几。这一切都使朱由嵩感到情况不妙。而实际上，史可法、马士英等南明重臣一开始就是把他们所挑选和准备拥立的皇帝看作土偶木像的。不论是谁为君，重要的是不会妨碍他们掌握手中的权力。从心底深处，曾经天威凛然的皇帝对这些重臣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摆设。在史可法指出福王不可立的七大理由中，其一就是“干预有司”。
是的，重臣忌讳的正是一个“干预有司”的皇帝。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大家看来脑满肠肥，糊涂昏庸的朱由崧竟走出一着妙棋，一举击溃了南京城内自以为得计的衮衮诸公。
朱由崧害怕自己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刘泽清素狡，先附立潞议，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
朱由崧竟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直接向雄踞江北的三镇总兵求助。
高杰，黄得功本人本来就是野心勃勃的流窜军阀，见有“定策拥立”的大买卖可做，真是无本而有万利的好机会。于是一拍即合，甩开他们的顶头上司——正与史可法密商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做起了定策元勋。消息传到南京，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马士英老于官场，见自己部将窝里反，想来争也没用。连忙向朱由崧表白心迹，成为从龙文臣第一人。史可法一开始还蒙在鼓里，指手画脚的不服，又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痛骂朱由崧昏聩糊涂。没想到却成为落在别人手中的把柄。随即马士英便带领大军杀气腾腾的护送朱由崧来到南京浦口。大势已定，满心悔恨的史可法和东林党人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了。
朱由崧求助于三镇军阀拥立，对以后的局势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直接的作用即是使他自己得偿心愿，顺利地登上了至尊的宝座。而间接影响，则是江北诸镇以“天子恩人”，“从龙元勋”自居，南京从皇帝到重臣再没有人可以控制这支飞扬跋扈的军队。从此开了南明军阀勋镇势力尾大不掉的滥觞。其实，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等都是出自行伍的悍勇匹夫，其部下各怀心事，却不乏良将猛士。
倘若朱由崧稍有他祖上太祖，成祖的权谋阅历，只要驾驭得当，完全可以在仰仗三镇拥立之时，施加手段影响，使三镇为己所用。可惜，朱由崧继承了乃父的心宽体胖，却没有继承乃祖的雄才武略。求助于三镇而得帝位，已算得上是他的超常发挥，想做皇帝心切，一开始就高开了价钱，自贬了身价。
三镇也看清了这位“承天启运”之人乃是阿斗。从此对他的权威再也不屑一顾。
不过这个时候的丁云毅，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皇帝人选！
第五百五十四章 吴三桂的抉择
京城。
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以明投降大臣陈演、朱纯臣为首的官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李自成“劝进”。在贼军方面的牛金星、宋献策等人，成天在忙着筹划新皇帝登极的事。
在牛金星的布置下，文武官员再次“劝进”。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周钟。此人一面和魏大中的遗孤魏学濂联名向李自成提议安葬先帝，一面按照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文章——《士见危致命论》，把改换门庭的他们，说成是识时务的俊杰。
牛金星对这篇文章赞赏不已，周钟因此而沾沾自喜，见到熟人就夸“牛老师”的知遇之恩。他还写了一篇“劝进表”，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谴责崇祯皇帝是“独夫”。
北京的遗老以为是奇耻大辱，想不到魏学濂竟然要抢“头功”，对人说，“比尧舜更多武功”这些话是他想出来的，周钟根本想不到这点……
与此同时，向来打着所谓“迎闯王，不纳粮”，“三年不征，一民不杀”旗号的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之后，繁华的北京城，也让他们开始迷失，逐渐暴露出他们的本性！
其一是所谓的“追赃助饷”，大顺政权以刘宗敏为首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区别地把大明朝廷的官员统统认定为赃官，而且索要的数目之大让人触目惊心。
实在拿不出钱的官员竟向商人借贷，无银还要借绸缎充饷，使得商人钱货一空，市场混乱，完全超出了追赃的界限，弄到了失控的境地。
对拿不出钱的官员实行严刑拷打的大顺将领中，不管有刘宗敏这些人，还包括公认“用刑宽大仁义”的李岩……
而追赃助饷对大顺军自身的危害也极为严重，最明显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军纪，彻底瓦解了军心。
大顺军士兵无饷是追赃助饷的原因，入城之后没有发饷，只有资饷于敌，这就很难加以控制。大顺军刚入城时，的确是秋毫无犯秩序井然的。而散居百姓家后，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先搜兵器火药，然后让百姓供应食物。没有丈夫的女子，强行发配给士兵，奸淫杀戮，用尽了一切暴行。稍微有些反抗的百姓，立刻被这些“义军”士兵杀死在刀下……
至于那位闯王李自成，和他的亲信将领，入宫后即将崇祯帝的宫女作为战利品进行瓜分。李自成、刘宗敏和李过各挑选了有姿色者三十人，牛金星、宋企郊等将领各得数人。
李自成未等登基，已经安居皇宫，过起皇帝的生活来。李自成入居大内，即唤娼妇和梨园数十人入宫，三月二十一日，明朝文武百官按照大顺政权的要求进宫朝见李自成，从早至晚，足足等了一天失望而归，李自成不过在宫中饮酒而已。
现在让李自成担心害怕的，一个是丁云毅，另一个便是吴三桂了。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决定派遣降将唐通带了犒赏银子四万两，以及吴襄的家书，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
吴三桂在接到皇帝的圣旨后，放弃宁远，率领兵马保卫京城后，三月二十日抵达丰润时，得知京城已经陷落，便退回山海关，与部下、父老一起遥望南面的京城，嚎啕大哭。
吴三桂入卫京师不成，返回山海关屯驻。他焦灼、苦闷；往事、眼前的种种事变，都涌上了心头……
自投身行伍以来，吴三桂一直驰骋于辽西大地，与清兵长年周旋。他以防边固疆自任，自恃关隘坚固，加之辽兵勇悍，料清兵也难以突破。他忧虑过时局艰难，却不曾想到贼军会如此迅速地把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攻破，也不能想像庞大的明兵和众多如云的将官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昨天，他还是堂堂的总兵官、平西伯，而今天，君王是亡国之君，他是亡国之臣。他又想到自己的家，父母与妹妹等亲人三十余口尚在北京，生死未明，吉凶未卜。一阵阵悬念而产生的隐忧撕扯着他的心。
他这时才感到自己真成了一个无国无家之人。他想到这里，不禁茫然，悲从中来。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想到死，不会以身殉国。
要知道，他才三十三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为什么要想到死呢？他还是一军的统帅，掌握四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其中有三千余人还是他吴氏的子弟兵，凭借这个资本，他自信还会有作为的。今后怎么办？他徘徊不定，心里尚无定算。
投清吗？这一出路不能不在他思想中闪现过，但回顾以往他对清的一贯态度和他的基本思想，这时他不会想得那么多，或者可以说，他把这一想法暂时排除了……
投贼军？谁知道李自成能否立住脚跟，建立一代新王朝？再说还不清楚李自成对自己的态度，眼下也不能考虑。吴三桂正处在明清政权换代的十字路口，在他眼前摆着的这两条路，他必须做出选择，寻找出路。
他感到目前形势变化莫测，鹿死谁手，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吴三桂估量了各方面的力量，权衡利害得失，还是采取了静观形势变化的态度。他要等待形势明朗，并且稳定下来以后再作打算。他觉得此着不失为万全而保险之计。所以，他在山海关按兵不动。
果如吴三桂所料，他选择的时刻很快来到。这就是李自成主动向吴三桂采取行动，向他发出了招抚的信息。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各镇将皆降，唯独吴三桂和丁云毅坐拥大军不降。
李自成他意识到了占有山海关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曾派明降将唐通、白广恩率部东攻滦州，作为夺取山海关的第一个步骤。但进攻没有得逞，被吴三桂击败，退回北京，吴三桂也没有追击，仍驻师关上。
而李自成最担心的是，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何去何从，对大顺政权至关重要。他深知吴三桂和他的辽兵都是勇兵悍将，实为大顺军的一支劲敌。
山海关距北京七百里路程，又跟清兵一关之隔，近在咫尺。因此，吴三桂进，可威胁北京；退，可凭山海之险固守；逃，可举足即至清兵营中。如若两者联合起来，将置农民军于险境。李自成想到吴三桂及其辽兵的存在，寝食不安。
当吴三桂接到唐通带给自己的信，父亲吴襄在信里说：
“明朝大势已去，天命难违，皇帝去世，父亲也危在旦夕。识时务的人也可以随机应变了。如果及早投降，不但能够得到嘉奖，而且可以成全孝子的名声。万一意气用事，一意孤行，兵败之后，父亲性命不保，你就身败名裂了……”
吴襄掌握在农民军手中，对劝降吴三桂起了直接作用。在授意唐通和吴襄劝降吴三桂前后，李自成还曾派原明密云巡抚、降李后任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