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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去市技术监督局办理代码证则要简单得多。拿着工商营业执照，带上有效证件及相关印鉴，交足了费用，不出两三天，跑上三四趟，代码证便到手了。有了代码证，再在银行开设正式账户，死钱就盘活了。
经历了登记注册手续的繁复过程，老孙大发感慨：“早知办公司如此麻烦，开始先不注册，运行起来，有关方面自会找你。”话虽如此，几十万资金总不能提现，即使提现，也不可能带在手头，拎着大量现金，危险性大权且放在一边，公安局不立案侦查，告你个走私贩毒，那才是咄咄怪事。
自从我一夜成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说话做事，都得小心翼翼，唯恐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被人揪住，捅将出去，时不时地搞点花边新闻，弄得沸沸扬扬，引得人们指手画脚，转过头去戳脊梁骨，反倒不如过去活得舒心自在、无所顾忌。
贾平凹先生对于名人的论述很精辟，摘抄于此，与诸君奇文共欣赏：一般人以为作了名人就十分幸福，以致尽一切努力追逐名，其实名人头脑一时冷静下来，各自是一肚子悲酸。中国人越来越热衷出国留洋，未出国留洋的人觉得出去了就必然发财，而出国留洋者即便在国外做牛做马，回来时也要装个人模狗样来显阔。人一旦成为名人，名字是自己的，别人用得最多，从出名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了自己的安静和真实，完全凭着别人的好恶来活着，说好时说得水能点灯，一俊遮百丑；说得不好时，猪屙的狗屙的都是你屙的。人常说，淹死的是会游泳的，挨枪的是耍枪的，名人以名而荣，名人也以名而毁。未名人和名人的区别，就是《围城》的定义：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想出城。
大肉是时鲜食品，寿命有限，而主顾多为回头客，本大利薄，生意比较稳定。虽然与周斌达成合作意向，但具体如何操作，我心里没谱，只能看老孙他们有何高招。因而，对于合作，我持审慎态度，除了几个非常亲密之人，对外界没有透露片言只语。但纸终究包不住火，瞒过十多天之后，嗅觉灵敏的新闻界，还是闻到了异样的味道。先是《三秦都市报》，在2003年8 月16日率先登出消息，“眼镜肉店成为香饽饽，美企业慕名前来投资”，文中说得有鼻子有眼，如同亲身经历一般，比我这个当事人知道得更为详尽。接着其他媒体蜂拥而至，开始第二轮采访大战。对于绝大部分新闻媒体，我干脆装起了糊涂，一问三不知，有的甚至避而不见。我当时的想法是，前面的路是黑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要急于表态，能隐瞒多久先隐瞒多久。
然而，对于有的媒体却是不能隐瞒的，譬如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我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就是书生意气太浓，胸无城府，心肠太软，总有一种感恩图报的心理，认为没有他们的关注，哪会有自己的今天？倘对恩人胡言乱语，则辜负了他们的一番美意，有好心当作驴肝肺之嫌，扪心自问，愧对自己的良心。所以，当《华商报》记者江雪与李杰再次登门的时候，我闪烁其词，大致谈了自己的想法，回答了一些问题，并叮嘱他们事情未定局前先不要见报。没想到第二天即2003年8 月16日偏偏刊登出来。也许是行文与口语之间的差异，报道与我的本义不十分相符，最起码在语气的运用上将我的犹豫变成了肯定，使我猝不及防，一时间非常被动。
比如原先说好要到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教书，我也十分向往大学的生活，在那里，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还有人按时发工资，而且据说工资还不低，养家糊口足矣。自1989年从学校毕业，我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自不量力地企图改造社会，不想却跌进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难以自拔，一眨眼十多年成为过去，其间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转眼之间，恍若隔世。而今，可谓再世为人，对世间的一切，什么名、利、金钱、地位……都看得淡了，深切地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哲理。现在有这个机会，利用劫后余生，捧起久违的书本，静下心来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做做学问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几乎没有思考、回旋的余地。世间许多事情由事不由人，作为主宰万物的人类充当了被动的角色。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黄翔副院长并人事处两位处长，牺牲休息时间，多次来长安，我也与他们达成协议，虽然未形成书面契约，但大丈夫一言九鼎，岂是说反悔便反悔的吗？况且新华社播发了“每日电讯”，全国媒体纷纷转载，早已铁板钉钉，天下皆知。即使不去学校，也容我将其中缘由向校方解释清楚，免得真心实意帮我助我者热脸遇上冷屁股，岂不教人寒心，日后当如何面对？
而这一切实在太突然了。当时尚在暑假，学校的工作还不正常，否则，后来的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最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倘若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事情的走向常常系于一念之间，容不得半点思考掂量。先是来了个北大校友，接着美国老板大驾光临，新闻媒体也跟着凑热闹。《华商报》刊登“陆步轩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当天，我正在肉店忙碌着，还没来得及看报，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两位处长径直找上门来，质问我怎么回事。我措手不及，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推托稍后将给黄院长去电话，细说情由。事实上，我在思量台词，我想去学校，梦寐以求，但报纸上如此说了，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我再出面予以否认，在人们眼里，岂不是出尔反尔，成了反复无常之辈？
所以，思虑良久，我只能这样解释：自己的专业荒废了十几年，如果到大学去，已经没有优势可言，因为大学里博士、硕士多如牛毛，自己的学位低，要拾起专业至少需要两三年，然后牵扯评职称，倘若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又得五六年光景，这样不知不觉间十年光阴又要过去，而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几个十年？权衡利弊，与其在大学发展，不如继续经营肉店，自己从事肉食行业好几年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轻车熟路，再加上美方的资金与先进的管理模式，有可能将肉食的品牌做大做强。
我头脑蠢笨，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台词，我还能再说什么？反过来一想，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我已经人到中年，携家带口的，大半辈子已经过去，是过一天少一天的人了，如果再如年轻人一般，争强好胜，累死累活又有什么意义？“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兵法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商场如战场，断了退路，不再瞻前顾后，一心一意做生意，说不定真能有成就。
如此这般，又对新闻界坦言了，等于下定了决心，准备与老孙一道，破釜沉舟，大干一场。
接着，筹备连锁店紧锣密鼓。我们在踩点的同时，各地要求加盟的信函如雪片般飞至，不少人甚至不远千里亲自登门。对于特许加盟，我是外八路，拿捏不准，不敢轻易表态，遂把来人引见给老孙，同时也把有关信件转给老孙，老孙是公司的法人，又有老纪协助，一切还须老孙最终定夺。
按照我的思路，公司的运作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全国各地有加盟意向的少说也有两三百家，将之建成松散型联盟，在各省、市设总代理，提供品牌、技术、监督服务，收取加盟费。第二步，公司扎扎实实创品牌，从最基础的养殖、屠宰做起，向销售、深加工等一条龙发展。
老孙与周斌电话沟通后，不以为然，他们以为建立松散型联盟，在公司成立之初，人力、财力很有限的情况下，不好控制，容易将品牌搞砸、搞滥；养殖、屠宰投入资金量太大，万一遭遇风险，血本无归。依照他们的思路，先从样板店做起，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逐渐发展连锁店。待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摸索出路子，再搞特许加盟；至于形成从养殖到深加工一条龙，则要根据连锁店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能盲目。
我曾对一些养殖户进行过调查走访，用配方饲料喂养生猪，从猪崽到出栏大约需要四个月左右，每头生猪日消耗饲料平均约1250克。在饲料未涨价之前，大肉批发到6 4 ～6 6 元/ 公斤，养殖户可保本经营，不赚不赔。饲料涨价后成本价约在8 00元/ 公斤左右。从2003年10月“非典”警戒解除之后，大肉价格一路飙升，最高时批发达13元/ 公斤，最低也在10元/ 公斤以上。况且规模养殖，加入一定的青饲料，成本还有可能下降。老孙他们开始若遵从我的建议，首先建立养殖场，不遇诸如口蹄疫、五号病、禽流感等重大疫情，便可狠赚一笔。而且要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无异于空中楼阁——你说是无公害绿色食品，到处胡乱进货，质量如何保证？
再说屠宰加工，国家控制建设项目，实行定点屠宰之后，任何集体、单位、个人不得私屠乱宰，哪怕只有一头猪杀掉自己食用，也必须到定点屠宰场加工，等于实行了屠宰加工专营。申请建立一家屠宰场的审批手续，仅需要五千元左右，而眼下仅一套手续就炒到了好几万元。可以说建设定点屠宰场是稳赚不赔的项目，关键是审批手续较难，但凭我们当时的人脉和影响，只要建起了养殖场，自养自宰，我想申请屠宰手续不是太难的。
但周斌、老孙他们考虑的不一样，也许资金有困难，也许涉足一个全新领域，先想牛刀小试，探探水的冷热深浅，担心万一投资过大陷得太深难以自拔，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不好刨根问底。周斌是出资人，远在美国，我打国际长途很不方便，主要依靠老孙与他沟通。我觉得小打小闹太没劲，实在没意思，而自己未出资金，又不好意思说出口，闷在心里很难受。老孙是周斌的全权代表、公司法人，我理应尊重他的意见。
分歧归分歧，大目标一致。老孙与老纪在西安承租了写字楼，换过当地手机，汽车也留在了西安，拉开了扎根西安、大干一场的架势。
方针已经确定，踩点、选择连锁店的店址就成为第一要务。整治市容环境之后，取缔了摆摊设点和占道经营，门面房身价倍增。我与老孙、老纪顶着烈日，冒着酷暑，驱车在大街小巷瞎转悠了好几天，出了几身臭汗，一无所获。几个人一商量，为了加快进度，分头寻找，待有了眉目，再碰头商议。我发动妻哥、杨师傅等一起帮我搜寻，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郊与南郊各找着一处，我认为两处恰在城乡结合部，靠近农贸市场，房租价位适中，比较合适。领老孙、老纪看了，他们却认为地理位置偏僻，起不到宣传、示范作用，我反复强调，肉店不能一味追求新潮、气派，如果附近没有菜市场，即使开到钟鼓楼底下，房价高权且不说，还少人问津。
我的话歪理正，但老孙、老纪以为我讲话不中听，有损他们的颜面。双方因此争执不下，我借口一走了之，事情便搁置起来。
老孙、老纪人生地疏，他们托房屋中介公司代找店面。一晃到了“双节”，举家团聚的日子，老孙、老纪离家时日已久，需要回家看看，于是老孙回了大连，老纪也回了上海。恰好“双节”肉店生意很忙，人手不够，我则在店里帮忙。
节后，老孙打来电话，说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