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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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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法里德说,“他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很棒,手鼓也弹得不错。塔利班杀了他全家,放火烧掉这座村子。”

我们驶过焚毁的村子,那条狗一动不动。

曾几何时,贾拉拉巴特到喀布尔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也许多一些。法里德和我开了四个小时才抵达喀布尔。而当我们到达……我们刚驶过玛希帕水库的时候,法里德便警告我。

“喀布尔不是你记忆中那样了。”他说。

“我听说过。”

法里德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听见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对的。因为当我们最终驶进喀布尔,我敢肯定,绝对肯定,他一定开错路了。法里德肯定见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许在累次载人进出喀布尔之后,他对这种久违了喀布尔的人脸上出现的神情早已习以为常。

他拍拍我的肩头,“欢迎你回来。”他忧郁地说。

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总是额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发给他们;我从不曾见过他拒绝乞讨的人。可是如今,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身披破麻布,伸出脏兮兮的手,乞讨一个铜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瘦小,脸色冷漠,有些不超过五六岁。妇女裹着长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身边——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们开在一条朝西通往卡德察区的街道上,我记得在1970年代,这可是主要的商业街:雅德梅湾。干涸的喀布尔河就在我们北边。那边的山麓之上,耸立着残破的旧城墙。它东边紧邻的巴拉·希萨堡垒——1992年军阀多斯敦(1)一度占领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达瓦扎山脉上。1992年到1996年间,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火箭如雨点般从那座山脉射出来,落进喀布尔城里,造成如今摆在我眼前的浩劫。雪达瓦扎山脉朝西逶迤而去。我记得,“午炮”也是从这些山峦中发出来的,它每天响起,宣告中午来临;在斋月期间,它也是一声信号,意味着白天的禁食可以结束了。那些天,整座城市都能听见午炮的轰鸣。

“我小时候常常路过这儿,前往雅德梅湾。”我喃喃说,“过去这儿商店宾馆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灯。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他在旧警察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

“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湾,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雅德梅湾业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那些尚未被彻底摧毁的屋宇赤条条竖在那儿,屋顶破了大洞,墙壁嵌满火箭的弹片。整个街区已经化为瓦砾。我看见一个带着弹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残骸中,上面写着“请喝可口可……”。我看见在那些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中,有座没有窗户的破房子,儿童在里面玩耍。自行车和骡车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废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尘雾,河那边,一道青烟袅袅升上天空。

“那些树呢?”我说。

“冬天的时候被人们砍成柴火了。”法里德说,“俄国佬也砍了不少。”

“为什么?”

“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

一阵悲哀向我袭来。重返喀布尔,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却发现他潦倒凄戚,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

“我爸爸过去在沙里诺区盖了个恤孤院,旧城那边,就在这里南面。”我说。

“我有印象,”法里德说,“它在几年前被毁了。”

“你可以停车吗?”我说,“我想在这里走走,很快就好。”

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没有门。“那过去是间药房。”我们下车时法里德咕哝着说。我们走上雅德梅湾,转右,朝西走去。“什么味道?”我说。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

“柴油。”法里德回答说,“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用电得不到保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

法里德笑着说:“烤肉。”

“烤羊羔肉。”我说。

“羊羔肉。”法里德说,舔了舔嘴唇。“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说起……”

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法里德嘘声说。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他们就随便发泄。对吧?”

“塔利班走近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法里德说。

“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老乞丐插嘴说。他咳了一声,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他喘着气说。

“别理他。我们走。”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

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大约相等于三美元。他倾着身子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扑鼻而来,令我欲呕。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转。“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我问。

“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他说,“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后,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

“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语不发。老乞丐点点头,露出微笑。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泛黄且弯曲。“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那天多么高兴!”他说,“杀戮结束了!哇,哇!但就像诗人说的:‘爱情看似美好,但带来麻烦。’”

我脸上绽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诗,哈菲兹写的。”

“对对,是他写的。”那老人回答说,“我知道。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

“你教大学?”

老人咳嗽,“从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2)、雅米(3)、萨迪。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的贝德尔。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他摇摇头,“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轻人。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4)有什么价值?”

“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我说。

“她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真是悲剧啊。”

“你认识我妈妈?”我问,在他身边蹲下。

“是的,我认识。”老乞丐说,“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最后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试,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热茶,还有蜂蜜。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话。”

“那是什么?请告诉我。”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妈妈,总是很含混,比如“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细节,比如:她的秀发在阳光下是什么样子,她最喜爱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她最喜欢哼唱的歌是哪一首,她也咬指甲吗?爸爸关于妈妈的记忆,已经随着他长埋地下。也许提起她的名字会唤起他心中的负疚,为她死后他犯下的事情。抑或是因为失去她的伤痛太深,他不忍再度提及。也许两种原因都有。

“她说,‘我很害怕。’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乐,拉索尔博士,快乐成这样,真叫人害怕。’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只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让你这么快乐。’我说,‘快别胡说。这种想法太蠢了。’”

法里德拉我的手臂。“我们该走了,阿米尔老爷。”他轻声说。我将手臂挣脱出来,“还有呢?她还说什么了?”

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我希望我能替你记起来。可是我不记得了。你妈妈走得太久了,我的记忆四散崩塌,像这些房子。对不起。”

“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好。”

老人微笑,“我会想想看。这是承诺,记得回来找我。”

“谢谢你。”我说,“太谢谢你了。”我是说真的。现在我知道妈妈曾经喜欢涂了蜂蜜的杏仁蛋糕,还有热红茶,知道她用过“深深地”这个词,知道她曾为快乐烦恼过。我对妈妈的了解,从这个街头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从爸爸身上知道的还要多。

露宿街头的老乞丐恰好认识我妈妈,这在多数非阿富汗人眼里,也许会是匪夷所思的巧合,但我们对此只字不提,默默走回那辆汽车。因为我们知道,在阿富汗,特别是在喀布尔,这样的荒唐事情司空见惯。爸爸过去说过:“把两个素昧平生的阿富汗人关在同一间屋子里,不消十分钟,他们就能找出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我们离开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阶上的老人。我原想带他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关于我妈妈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们发现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区北边,紧邻干涸的喀布尔河河堤。那是一座平房,军营式建筑,墙上有裂缝,窗户用木板封上。前去的途中,法里德告诉我说,在喀布尔各个城区中,卡德察区受战争破坏最严重,而当我们下车,证据太明显了。立在满是弹坑的街道两旁的,只有比废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筑,以及久无人烟的房子。我们走过一具锈蚀的轿车残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没有荧屏的电视机,一堵涂着黑色“塔利班万岁”标语的墙壁。

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旧斜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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