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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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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将梁漱溟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抄走,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完成。

梁漱溟道:“活到老,学到老,还应当加上思考到老。”

【教育】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发表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一文后,决定请梁到北大任教。梁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回答不知,蔡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24岁的梁漱溟便到北大执教。

正式到北大任教的第一天,梁漱溟问蔡元培对释迦牟尼和孔子的态度,蔡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

梁漱溟在北大讲课极受学生欢迎。1923年前后,他讲“儒家思想”,正式注册的学生仅90多人,但来听课的却达到200余人,所以不得不改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上课(据蒋复璁回忆,他在北大期间,在大讲堂上课的只有蔡元培、胡適、梁漱溟三人而已)。梁不善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又不能即兴说明时,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但不是所有听课的都是因钦佩梁而来,哲学系的彭基相、余光伟等学生都不大同意梁的观点,他们对别人说:“我是来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

学生李兢西回忆梁漱溟道:“无论在什么场合,自叫他站在讲台上,永远不会使听者的注意散失。他是那样慢腾腾一句一字的重复述说,好像铁弹般一颗一颗地从嘴里弹出来,打在各个人心的深处;每一句话下文,都无可捉摸,不是与你心里高一着,即站在相反的理由上,而这理由,在两三分钟后,你必得点头承认,不由的说:‘他思想真周密!’”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其故,梁答:“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漱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辞掉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

有一段时间,梁漱溟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弟子,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精辟独到,由其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

梁漱溟次子梁培恕认为,父亲对他和哥哥的教育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梁培恕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每次都是中途辍学,有因为搬家,也有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惊讶的是,父亲任其自然,并不劝阻,后来还是别人劝说,他才复学了。

长子梁培宽回忆:“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一次,梁培宽考了59分,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梁漱溟看。梁漱溟只看了一眼,就还给他了。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

【直言】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同班同学中有张申府和汤用彤。梁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还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因草率失败。一位王姓国文先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但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极为赏识,称梁“语不惊人死不休”。

五四运动发生后,梁漱溟主张应当惩治打人的学生,他在《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说:“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认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事后,梁收到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蔡元培等人去欧洲考察时,北大教职员开欢送会,大多数人都说,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闻言后问道:“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众人顿时语塞。散会后,胡適、陶孟和笑着对梁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上世纪40年代,张中行主编某佛学月刊,写信向梁漱溟约稿,并在信中提到张东荪。梁漱溟回信说,他不写,张东荪聪明,可以写。张中行总觉得梁的话有些奇怪。后来他又得知,梁在复某先生信,表明自己不愿意参加什么纪念宴会,理由是某先生曾谄媚某女霸云云。张中行这才证实,梁漱溟于迂阔之外,还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

一次,毛泽东和梁漱溟一起吃饭,饭后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略加考虑后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1970年,政协讨论“宪草”,梁漱溟明言不赞成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

“文革”中,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人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听罢直摇头,脱口而出道:“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

“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拒绝批孔,他说: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间,他是承前启后的。他还说:“一是,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

梁漱溟不喜林彪,却非要与众人死辩林彪就是没有一条“政治路线”,即使这给他带来的政治麻烦要远远超过不批孔子。有人说梁漱溟:“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意也非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争个明白,这正证明他的迂直。”

1978年2月,“两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直言:“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80年代,罗隆基90诞辰座谈会召开,几乎所有发言的与会者都对罗隆基进行了肯定,无人指出他的缺点,更无人提及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之事。轮到梁漱溟发言时,已92岁高龄的梁漱溟不用稿子,吐字清晰,他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晚年,梁漱溟和冯友兰见面时,直言不讳道:“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廷争】

1918年初,梁漱溟每晚间到杨怀中家中拜访,为他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彼此只是点头寒暄,并不互报姓名。梁与杨怀中交谈时,这位青年从不加入。后来,杨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大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1938年初,梁漱溟到延安,毛泽东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的一席话唤醒了梁的记忆,他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交谈总共八次,每次都在两个钟头以上,有两次通宵达旦。此番会晤,梁对毛印象甚好。他说:“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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