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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向来对孔祥熙深恶痛绝。1938年，傅斯年上书蒋介石，质疑孔祥熙的能力，揭露孔氏一门发国难财的恶行。蒋介石并未理会。从此，傅便千方百计搜集孔氏的罪证材料，准备弹劾孔。时在美国的胡適得知此事后，写信劝他不要贸然行事。但傅斯年仍坚持调查孔的美金公债一案。
程沧波曾记述傅斯年搜集孔祥熙罪证之事：“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据。”
罗家伦也回忆：“有一次在重庆为了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说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之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经过不懈努力，傅斯年终于搜集了孔祥熙的罪证，并准备提交参议会。为避免将事情闹大，蒋介石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以国家利益为重、争取其他国家支持抗战等为说辞，让傅放弃提交参议会。傅这才答应退让，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尽管如此，傅的质询案仍震惊朝野，孔祥熙很快下台。
宋子文上台后，其经济政策较孔祥熙时代并无改观，傅斯年对其颇为失望，他在《大公报》撰文问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
见宋子文对自己的文章没有丝毫回应，傅斯年在半个月内连续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文章。傅斯年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交给总编辑张纯明。”2月15日，傅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后，震惊朝野。胡適在当天的日记中曾记载说，《世界日报》这日的标题是：“傅斯年要革命。”
第二天，傅斯年在国防部的楼梯上遇到宋子文，二人形同陌路。傅斯年后来回忆说：“我们两个人都把头偏向两旁，装作互相没有看见的样子。”
不久，傅斯年在《观察》杂志发表了《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文中称孔宋二人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针锋相对。傅斯年说，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傅接着说，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发表之日，宋子文提出辞职，至此，孔祥熙、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因傅斯年的炮轰而倒台。
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请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在夫人的鼓动下，同意出任，但没有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按照规定，北大校长不得兼任国民政府行政职务）。傅斯年对此事大为气愤，劝蒋应辞去校长之职。他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
蒋梦麟在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蒋、傅二人友好如初。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大及西南联大的职务。
1948年后，国民党益加腐败，傅斯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将其比为大粪。
【霸气】
在北大上学时，傅斯年被同学们称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他给同学的印象是态度傲慢，同学和他打招呼，总是若理不理；和他谈话，说不到几句，便回头去背书了。
罗家伦回忆，傅斯年带头赶过教授。北大教授朱蓬仙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讲授《文心雕龙》时却错误百出。有学生借来朱的讲义交给傅斯年，傅用一夜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后交给校长蔡元培。蔡不相信学生自己能发现这些错误，怕是教授们相互攻讦，便召见全班学生考问。学生们觉得由傅一人承担责任太重，进去之前便每人分担几条背熟。蔡考问时，学生应答如流。考问完毕，蔡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不久后，朱蓬仙果然不再教授《文心雕龙》了。
傅斯年对老师胡適执礼甚恭，在别人面前却很桀骜，陶孟和是傅的老师，傅与他交谈时很是随便，常常跷着二郎腿，直呼其名“孟和”，而不呼先生。
程沧波回忆，中央研究院初成立时，傅斯年常到蔡元培在成贤街的住所吃饭，程沧波、杨杏佛等人也常去。“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顾颉刚对洪业笑谈：“傅斯年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六亲不认，四海无家。’你看他好大的气魄！有点像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意味。”
一次，李济与傅斯年在北海静心斋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傅颇感失望。李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笑问：“什么叫作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罢哈哈大笑，从此再不说这件事了。
“史语所”人事独立，人事任用由所长傅斯年一人决定，即便是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荐之人，傅也不放在眼中。蔡曾向傅推荐过王君瑞、钟凤年、蔡哲夫、薛砺若、毛汶等人，均被傅拒之门外。
傅斯年脾气暴躁，“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一次，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怪异，便对董作宾说：“胖猫（指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他规定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必要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可以发表文章。有一次，一位助理员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斯年请同屋的其他人都到外面晒晒太阳，唯独不让此君出门，并对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
傅斯年曾问董作宾道：“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溜了，这是为什么？”董笑曰：“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啊。”傅听罢，长吁了一口气。
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的人对傅先生都很拘束。大家都在那里有说有笑，傅先生一来就静下来。他也很愿和大家聊聊，可是一般情况是：一会儿溜一个，一会儿又溜一个。傅先生有时也来下棋，谁和他对弈最是苦差。他有时下着下着考虑起别的问题，停在那里不走了。等啊等，等好久，才敢催一句，‘傅先生，该您走了。’‘噢，噢！’下一步，又停了。如此下棋，对手真是难受。后来在南京我和傅先生聊天，我说：‘大家都怕您，我们在那里聊天，有说有笑，您一来，大家就溜。’傅先生说：‘要命，我这么不受欢迎。’我说：‘不，没有人不欢迎您，都尊敬您，亲您，但是和您在一块又高兴又拘束。’”
吴宗慈于1935年考入“史语所”的。1940年，吴和凌纯声、陶孟和等人在外面编了一本杂志《西南边疆半月刊》，由吴担任主编，一共出版了七期。有一天所长傅斯年找到吴，对他说：“给你两个选择：要么留在所里，不再编杂志了；要么编你的杂志，人离开所里。”吴宗慈年轻气盛，一气之下离开了“史语所”。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流亡一个多月来重庆，找到哥哥的同学梁思成，梁准备介绍他到“史语所”工作。见面后，傅斯年问王：“你是哪里毕业的？”得知王毕业于燕京后，傅当即回绝道：“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最后王世襄只好到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当了助理研究员。
李敖曾评价傅斯年治下的“史语所”道：“‘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后才能复课。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张奚若事后回忆：“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集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处置沦陷区日伪控制下的高等学校，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傅斯年等。傅以代理北大校长身份出席会议，在会上极其活跃，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引起相当一部分与会者不满，时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当场讽刺傅是“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