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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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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她家雇有裁缝,专门给她一个人做衣服。她逛街从不买衣服,而是将新款服装的样式记下来,回家和裁缝商量,经改良后再做出来。因而她身上的衣服,多半是引领潮流的“独一份”。

艾青在常州女师教书时,对学生说:“你们烫头发,狮子头一样,多难看啊!”一次他去理发,刮脸时迷瞪着了,理发师就擅自做主,给他烫了个头。艾青一觉醒来,木已成舟。第二天去上课,学生哄堂大笑:“艾先生也烫发了,狮子头一样,多好看啊!”

1939年春节过后,骆宾基去浙江义乌乡间访冯雪峰。冯一身中式打扮,布底棉鞋。衣服不太合体,冯雪峰告诉骆宾基,这是瞿秋白在上海时平时穿的一套衣服,去苏区前,瞿秋白托鲁迅保管。冯经过长征回到上海时,瞿秋白已就义,鲁迅便把这身衣服作为烈士遗物转赠冯雪峰,作为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的必备衣物。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仍留着辫子。一次其夫人给他洗头时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干什么?”王说:“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还剪它做什么?”

夏丏尊抗战期间曾在南屏女中兼课,一年到头穿一件破旧的粗布长衫。一天,几个学生找他借这件长衫,说是演戏用。几天后,学生来还衣服时,用包裹包了两件长衫,一新一旧。她们对夏丏尊说:我们敬佩先生,无由表达,见先生长衫已破旧,我们全班同学建议为先生添置新衣一件,但缝制需有尺寸,我们又恐明说了为先生所拒绝,所以便假说为了演戏需要。借得长衫后,我们买了布,依照先生旧衣的尺寸制成新衣一件。这件新衣是我们全班学生所缝制,每人都缝了几针,细行密线,交织着我们全体对先生的敬爱仰慕,聊表心意!请先生一定要笑纳,并原谅我们事先对您的隐瞒!夏丏尊一时激动,竟忘了致谢,立刻穿上新衣,挨个到所有教员休息室展示一番。

作家陈学昭在上海爱国女学念书时,自称是穿得最穷的一个。她冬天只有一件棉袄的罩衣,星期六晚上脱下来洗干净,次日早上如果还没干,也只能穿到身上。

丰子恺是浙江人,家乡离海边四五十里。他曾撰文说,那里中产以上的家庭,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棉袄(薄丝绵)、大棉袄(厚丝绵)。六套衣服逐渐替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派随员通过侍从室向蒋介石请示就职典礼时穿什么衣服,蒋回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李听后有些怀疑,但蒋既然如此答复,也只有照办,便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李自然也只有再照办。及至就职当天,典礼官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李宗仁才发现蒋介石并没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李则一身军便装立于蒋的身后,俨若蒋的卫士。

苏州的丝织品一向很出名。毛哔叽、直贡呢等西式衣料面世后,风行一时,一些时髦少男的夹袍夹褂,常用哔叽、直贡呢作面,绸缎为里。另一些老先生则叹其为美恶倒置:“优美之国货,只做夹里,黯然无光之外国货,却做面子。无怪乎中国人的面子,都被外国人占去也。”

1921年,北方人王铁珊出任江苏省长。到任那天,省内高官们纷纷过江,云集浦口津浦车站迎接新省长。车到站后,却不见王的身影。事后才知道王坐的是四等车,已挤在嘈杂的人群中出了站。王进城后,直奔警察厅找厅长报案,称自己的一条腰带被小偷窃走。南京城里一时盛传省长失带事。几天后,这条腰带被找到,其实还算不上腰带——就是一条破布。

卢作孚身为民生公司老板,却不讲究衣着,一年到头穿一身中山装。他为了节省梳头时间,一直剃光头。张群和他开玩笑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弘一法师平时穿一件百衲衣,上有224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民国初年,一时流行剪辫子。除了一些本来已剪去辫发的留学生,多数人都感到不适应。在江浙一带,年轻人盼着以前剃去的头发赶快长起来,好早点改头换面;老成一点的人多不愿意彻底剪掉辫子,往往留一截,变成了鸭屁股式;农民则多留恋那条长辫子,听说城里的警察手持剪刀,在街上替行人剪发,他们便不敢进城了。也有不愿剪发者把辫子盘起来塞在帽子里。总之,一个旧的时代,是不会一夜间便告结束的。

汤寿潜是民初要人,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他平时一身土布短褂,头戴箬帽,脚穿蒲鞋,手持一把纸伞,与当地老农无二。后来任交通总长、铁路局督办,他都是这身打扮。据说一次汤从松江乘船到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商人以为这土老杆儿手脚不干净,疑心偷了自己的银插子,一路冷语讥刺,喋喋不休。汤未予理会。及轮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汤督办,商人一见这场面,顿时吓傻了,跪地不起。汤则一笑了之。

1918年夏天,张元济一家游北京,住北京饭店38、39号,父子、母女各一间。当时张的子女还是十来岁的孩子,感到北京的一切都与上海不同,很新鲜。一日,张家在北京饭店西餐厅用餐时,进来两男两女,女的都穿旗袍,一粉红,一淡绿,头上梳个发髻。张元济夫人说,这是旗人上层妇女的装扮,一定是满洲贵族。那时汉族女子都穿裙,旗袍是20年代以后才开始时兴的。张家姐弟盯住两个女子看了半天,心想,这在上海哪能见到。

1927年秋,张元济遭绑票,被关六天六夜。其间绑匪发现张所穿绒线衣上有破洞,大为诧异,没想到他们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破衣服。

北平时代,知识分子大多穿蓝大褂,西裤,半新不旧的皮鞋;反之则中式服装,满裆折裤腰的裤子。很容易分别。学者邓云乡说:“全城找不出一个穿西式裤子卖西瓜的。”不仅是北平,盛孰真在《回忆我和殷夫的交往》一文中说:“他(殷夫)脸色有些黝黑,身材不高,西发(分头),穿一件浅蓝色爱国布长衫,西装裤,脚上是一双旧皮鞋,一副潇洒的文人风度。”

北平沦陷后,市民生活一泻千里。学者赵荫堂穷得冬天只有一件破羊皮袍子穿,给学生上课时,破羊皮跟面条似的,不时从袖口落下来,他便不时塞回去,沥沥拉拉,弄个不停。

1944年8月15日,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四天后便销售一空。8月26日下午,《杂志》社在上海康乐酒家举办《传奇》茶话会,邀请沪上部分文化界人士和读者座谈。当时张爱玲与胡兰成刚刚成婚,胡兰成回忆:“张爱玲女士穿着橙黄色绸底上套,像《传奇》封面那样蓝颜色的裙子,头发在鬓上卷了一圈,其他便长长地披下来,戴着淡黄色玳瑁边的眼镜,搽着口红,风度是沉静而庄重。”

抗战前,在北平的公共场所若遇见一个戴金丝眼镜,穿蓝布大褂、礼服呢千层底鞋的人,问一声:“请问您在什么地方恭喜?”对方一般会这样回答:“兄弟去年刚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园有几个钟头的课……”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上海,对方一定穿笔挺的西装,夹着个大皮包,口含雪茄。被问及职业,他会打开皮包,取出名片递给你,同时报告说:“康奈尔大学工程博士、沪江大学教授,兼光华大学讲师……”

清华教授马约翰一年四季都是一种打扮:短袖衬衫,打领结,猎式西式短裤,羊毛长统袜子。

胡适是有美国背景的新派人物,穿着上却另当别论。任北大校长时,他都是穿蓝布大褂,冬天罩在皮袍子或棉袍子外面,春秋罩在夹袍子外面,夏天除酷暑时穿夏布杭纺大褂外,一般也是一件单蓝布大褂。

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一年冬天中文系开会,胡也到场。散会后胡适与杨振声、唐兰三人一起出来。杨振声穿獭皮领礼服呢的中式大衣,戴獭皮土耳其式的高帽子,嘴含烟斗,走在最前面。胡适穿棉袍子、蓝布罩衫,走在杨振声身后,还替杨夹着皮包。乍一看,杨倒像个校长,胡更像一个校长秘书。

抗战胜利后,俞平伯在北大讲授古典文学。邓云乡其时是中文系学生,在下面听讲。一次俞讲杜诗,引经据典举了很多例子。适值冬天,教室朝南,阳光充足,邓抵不住暖洋洋的诱惑,浑浑欲睡。便索性放弃听课,观察起老师的装扮来,邓后来回忆说:“(俞平伯)头戴黑羔皮土耳其式高筒小皮帽,外罩阴丹士林蓝布大褂,里面藏青绸料棉袍,而大褂短于棉袍约二寸许。显见大褂新时同棉袍一样长,洗后缩水,便越来越短了。内穿黑色棉裤,而裤腿又长于棉袍二寸许,盖棉裤原系绑腿裤,后不绑腿,散着又比棉袍长了。如此三截式的装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顾随在教授中,算是仪表、风度、功架、做派都出众的一个。他冬天上课时,内穿春绸衬绒袍子,外套丝绵或灰鼠袍子,最外面再套大毛狐肷袍子,狐肷袍子外面围条五六尺长的黑绒线围巾。据说这种穿法在当年北平的老先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他进教室后,先摘去围巾,上讲台后随着讲课一件件脱掉袍子。等到快下课时,再一件件穿上。

画家叶浅予的第一任妻子罗彩云是个目不识丁的村姑,从小没穿过皮鞋。结婚时,嫁妆里有一双皮鞋,到上海就穿上了。上海的弄堂房子楼梯窄且陡,罗一次穿着皮鞋一不留神从楼梯的半截处摔了下来,致卧床数日不能动弹。

陈寅恪游学欧美十余年,回国后仍是一副土打扮——夏天一件大褂,布裤子布鞋;冬天戴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外套黑面羊皮马褂、棉裤扎腿带,脚穿厚棉鞋。

熊十力着装在僧俗之间,常穿白布高筒袜子。

抗战时,朱自清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平时常穿一件在马帮中流行的类似斗篷的毛毡,据说在昆明大街上,如此装束者无第二人。

林语堂在上海生活时,很少穿西装。平时长袍马褂布鞋,一副京派老爷的打扮。他认为,中式衣服穿着舒坦,四肢百骸自由自在,穿西装像被捆绑了似的,动弹不得,尤其是领带一打,扣住喉咙,气都透不过来。林将领带称为“狗领”,以示对西装的嫌恶。

北平时期,许多大学教授,包括许多留洋回来的乃至有世界名望的教授,平时都穿袍子,抄着手说外国话,讲尼采、达尔文、康德、莎士比亚……从辜鸿铭到梅贻琦、潘光旦、胡适等等,一概如此。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当铺不收旗袍。因为旗袍的样式变化太快,如果不赎,死号后卖不出去,也不能改做他用,只能烂在铺子里。

卢冀野是个胖子,不修边幅。梁实秋说:“他的衣服从来是不整齐的,平日是一袭皱褶的长袍,项下纽扣忘记扣起乃是常事。破鞋破袜子上面蒙着一层灰土。看他那样子,活像是江湖上卖卜看相一流的人士。”

鲁迅晚年,女作家萧红是他家的常客。鲁迅和萧红之间有过不少闲聊式的谈话,比如说及衣着,鲁迅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一次,萧红穿着一件火红的上衣去鲁迅家,问道:“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从上到下看了一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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