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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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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静是河北大名人,后入山东曹县“圣家会”修女院。她晚年曾述及“修女的一天”——清苦、单调、有规律、受禁锢:早5点前起床,半小时后一起进堂念经,接着是30分钟的默想,题目出自《默想全书》。然后是望“弥撒”,领“圣体”。8点吃早饭,12点吃午饭,下午6点吃晚饭。早、午饭后,大家各自做活,没一个闲着的。晚饭后有半小时休息,修女们把这段时间称为“散心”,大伙可以自由交谈,但绝不能高声喧哗。然后,又是集体回教堂“念晚课”。30分钟后,开始集体唱圣歌,赞美耶稣和圣母。晚9点半回宿舍休息。当年修女都住集体宿舍,虽说是紧挨在一起睡,也不能随便交谈。

黎元洪第一次下野后,隐退于天津德租界。他每天清晨起床后,必骑着一匹大洋马到海河边“驰骋”一番。

民国初年,第一家庭人丁兴旺——袁世凯有众多妻妾和子女。北京之外,袁在天津也有数处宅子。英租界小白楼袁公馆内有楼房数百间,袁去世后,他的家眷多居于此。那时,袁家抽鸦片的人占了半数。家里厨房的灶火日夜不息,下午三点钟以后哪位起来,就哪时开饭,陆续不断。四点以后,西餐馆的茶役便推车带着各种点心、小吃和荤素菜来袁公馆兜售,生意自然不错。每日三餐,照例准时开饭,但袁家人很少来吃,男女仆人则尽可享用。袁公馆的太太、少爷、小姐们,饭后有抽大烟的,有打麻将的。晚九点左右,又分别去妓院、戏院、舞场等娱乐场所。夜12点仍常在法租界的北安利、显记、紫竹林等南方饭馆吃夜宵。一般玩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陆续回家睡觉。袁家的人每天出入家门,衣帽鞋袜都是男女仆人给穿戴摘脱,他们仅抬抬胳膊伸伸腿。少爷小姐每人有一个五屉柜盛化妆品。香水的瓶子有伞式的,有人形的、兽形的、虫形的和飞禽形的,千奇百怪,以法国货居多。

齐白石生活极有规律。晚年黎明即起,到菜园浇水。上午绘画。午睡一小时。起床后接着画。一天画三四幅,不论大小。他的画案上放着一副哑铃,休息时用它练手劲,故腕力至死不衰。黄昏后不再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身兼北京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和交通银行总理等数个要职。他每天上午上班,先到交通部,再到财政部,中午下班回家吃饭。一周去一两次交通银行。曹是上海人,本来生得眉清目秀。他因兼职过多,每天车来车去的,有一回在赵堂子胡同和另一个总长李士伟的车撞上了,致其破相,脸上落下疤痕。

胡汉民曾自述他任立法院长期间的日常起居:“每晚9时半洗澡,10时睡,早晨3时半起床,作小运动,进早餐。5时办公看书,重要宾客往往在这时延见,8时后出席会议,到党部、国府或立法院批阅文件。”

宋美龄成为第一夫人后,日常作息忙而不乱。她有阅读习惯,每天早晨读各种报刊,当中不少是从国外寄来的刊物。宋平时喜欢看历史及传记类的书。午休时间,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唱片都是小提琴独奏曲,没有歌曲,也没有大型交响乐。所有唱片都由宋美龄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外,午休后宋开门时便停止播放。

蒋介石在广州时,每天起床后都闭目凝神,两手放在膝盖上,打坐一刻钟。他亲自制订的《每日作息时间表》上,称此为“修身”。

鲁迅执教厦门大学时,致信许广平:“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后来,鲁迅连在“草地上了事”也免了,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能如此。”

抗战期间,老舍一度住在重庆北碚。他每天早晨打太极拳。上午写作,写一阵玩一阵,拿扑克牌玩过五关,有时也用骨牌拿一百开。玩一阵再写一阵。午饭后睡一小时午觉。下午和晚上看书会友,很少写作。

七君子被捕后,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日子并不难熬。他们早上七八点起床,洗漱后围着屋前的天井跑圈。李公朴能跑50圈,章乃器跑25圈,王造时和邹韬奋跑20圈,沙千里跑17圈,沈钧儒年纪最大,也能跑七八圈。跑完步,沈钧儒打太极拳,章乃器打形意拳,其他人做体操。早饭后,各自进入工作状态。王造时译书,章乃器和邹韬奋写文,沈钧儒和李公朴写字,沙千里学日语。午饭后,略休息,继续工作。晚饭后,有的看书,有的下棋,有的闲谈。监舍里还不时传出欢笑声。

1914年,张元济迁居极司菲尔路后,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先在盥洗室煤气灶上烧一壶水洗脸。洗漱完毕,便开始工作,打开电灯,伏在桌上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天亮后熄灯、开百叶窗,继续工作。七点半吃早饭,一大碗肉面,撒上些葱花。饭后收拾公文包,出门乘马车上班。临走要带上两份当天的报纸,在路上看。

杨虎城1930年任陕西省主席。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新城操场观操,后到新城大楼办公,听秘书念电报、阅报并把要处理的事情告诉秘书,然后到会客室接见访客。来人提出的问题随时处理。11点开午饭,如来客未谈完,就一起吃饭,边吃边谈。伙食一般为米汤、馍,四个菜:两荤两素,冬天再加个火锅。饭后外出,巡视工厂、学校、医院等地,有时也去看文物古迹。晚饭或去友人家吃,或邀友人来家吃,多是面食。晚上会客,与友人、学者、部属、官僚政客等闲聊,所谈海阔天空,事不分大小。

书法家邓散木42岁时曾在日记里记下这样一个“自课”:“上午:六时临池,七时作书,九时治印,十一时读书。下午:一时治印,三时著述,七时进酒,九时读书。星六星期(日)下午闲散会客,工作时间恕不见客。”邓好酒,因而在他的工作时间表上,把喝酒也算了进去。

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时,每天下午到报馆,一般是会客或去看昆曲。晚上,在重要新闻已大体明了后,才撰写或修改社评。

熊十力每天清晨4点起床,即开始读书写作,中午不休息,仅闭目静坐片刻。他的书桌贴着一张字条:“说话勿超过三分钟。”

刘云若当年是和张恨水齐名的小说家。他每天有大部分时间流连于天津的小烟馆里,过足了烟瘾后,便起身要一张手纸,就着烟灯用蝇头小楷开写。报馆派人在烟馆坐等索稿,他写完一张,便交给报馆的人,拿回去排出,总是恰好排满预留的位置。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述及鲁迅晚年的一天:“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的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边睡着了。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全楼都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郑孝胥当年寓居上海时,每天黎明即起,以“夜起翁”自号。起后在园内略事散步,便入室临池。不久便宾客纷至沓来。

上世纪30年代,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时,每天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吃饭。下午1点40分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面吃。11点回家。到家后即入书房写作读书,至次日凌晨两点才睡觉。胡适每晚睡五个小时,午睡一小时。他说:“每天一定要睡八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六小时。”胡适的星期天上午8点到12点在家接待客人,下午不会客,在家工作,晚餐同样在外面吃,11点回家。

1929年,鲁迅说:“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

学者陈序经长年在南开等高校任教,还兼管校务。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天亮后夹着公文包上班。他的大量著述,都是利用天亮前这个时间段完成的。

民国前期,清华对学生的作息时间有严格要求。1927年4月的一期《清华周刊》对此有详细介绍。学生每天7点起床,7点半早餐,8点上第一节课。上午4节课,课间休息10分钟,9点55分做柔软体操。12点午餐。饭后一般在图书馆阅报。下午1点至4点上课。4点一到,吹喇叭五声(后改为敲钟八响),图书馆和宿舍一律关闭,学生必须到操场或体育馆进行“强迫运动”,完毕后洗浴,进晚餐。晚饭后自由活动。晚7点半至10点半自修。10点50分打钟就寝,11点熄灯。

画家汤定之居上海时,每天6点起床,洗漱、吃早饭后,开始创作。12点进午餐,饭后小睡,午休后不再作画而是看画,自谓:“午后的观画,即明日午前作画的良好准备。”然后出门访友,或到南京路新雅茶室品茗。新雅茶室乃文人聚集之地,每日朋好满座,不必预约。中外古今上下,一直聊到夕阳西下方归。有时候买些新雅的叉烧包带回家。晚9点准时上床就寝。汤居北京时,也保持这样一种起居状态,只是下午品茗处由新雅茶室改成中山公园或北海公园。

画家沈心海从不睡懒觉,每天清晨即起,赏玩花木一两小时,而后进餐治事。黄昏后从不动笔。郑逸梅说:“他的行径,恰和卫生之道,不谋而合的。”

12.习惯

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张石川给人的印象是“鼻子灵,手脚快,口若悬河,能把死人说活”,他有时讲电影故事,能把一群和拍戏不相干的人吸引来“听总经理说书”。而一回家,他即换了一个人。其妻子回忆说,张石川不好人情往来,受不了悠闲,反对消遣,不会休息,他的时间都被商品化了,除了拍戏,还是拍戏。到家后,不是床上一躺,就是马桶上一坐,看蝴蝶鸳鸯派的小说,其实也不是消遣,而是从中找素材编剧本。说张石川是一台制造电影的机器,似也不为过。

闻一多留下的照片中,不少是抽烟进行时拍的,可见其烟瘾之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任西南联大教授时,嘴含烟斗在石林的留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不少画匠的“模特”。闻一多任教青岛大学时,总是抽当地产的红锡包牌香烟。

载漪平时不穿洋布,不点洋蜡,不用洋纽子。只要是沾上“洋”字的东西,他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抵制。民国以后,他从西北回北京,路过兰州时,甘肃督军张广建在省公署设宴款待,并邀请各厅局长作陪。张不明载漪的底细,出于对端王的盛情加讨好,这顿饭安排为西餐。载漪入席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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