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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但就像我说过的，我们现在不怎么谈这件事了。我们怎么谈呢？妈妈总是那个开口说话的人。她过去老是这么说。她老是说：“男生们，没有我，你们怎么办？”而我们现在正是如此，没有她。就算你付钱要我们说话，我爸爸和我也不知道如何交谈，所以我们连试也不想试。不管怎样，谈的不多就是了。我该说些什么呢？你过得好吗？一个人睡觉是什么滋味？他不希望我那么说，他根本不希望我那么做。他希望我离开这间屋子，不过，他也并不真的希望如此，你知道的。那他怎么办呢？如果你不注意点，六个房间可能显得太多。我有时在吃饭时这么告诉他。我告诉他，他有多需要我，多在乎我。但他不在乎。他在乎厨房，那件袍子，及我为了想救他的太太所做的事。我的手。她的身体。我的唇。她的嘴。
“告诉我，”他说。
“那就是你想记得你妈妈的方法吗？”
桥边的老人〔美国〕厄尼斯特。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衣服上尽是尘土的老人坐在路旁。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正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轴。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沉重地走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那里。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所以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
他对我解释。
“喔。”
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顾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牧人，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和那副钢丝边眼镜，于是我问他，“什么动物？”
“各式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着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的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一边问，一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提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对政治有什么看法？”我问？“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里可不是停留的好地方，”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里开？”
“巴塞隆那。”
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喔，它们大概捱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
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
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
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
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管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看自己，大概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雨中的猫〔美国〕厄尼斯特。海明威
旅店里只歇着两个美国人。他们进出房间上下楼梯时，身边掠过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他们的房间在二楼，面对着海。也对着小公园与战争纪念碑。小公园中有高大的棕榈树与绿色的长椅。天气晴朗时总有个带着画架的艺术家。艺术家喜欢棕榈的模样与对着小公园与海面的旅店的亮丽色彩。意大利人老远地前来瞻仰战争纪念碑。纪念碑是青铜铸的，在雨中发亮。天下着雨，雨自棕榈树间滴落，雨水积在碎石路上的坑洞里。海水在雨中涌起一道长线，退回到海滩，冲回来又在雨中涌起一道长线。战争纪念碑旁广场上的车辆都已开走。广场对面餐馆的门口，站着一名侍者朝着空空的广场探望。美国太太立在窗前往外观望。外面，就在他们的窗下，有只猫蹲伏在一张滴水的绿色桌子下头。猫紧紧缩作一团好不让雨水滴湿。
“我下去把那只猫咪带上来。”
美国太太说。
“我去吧。”
她丈夫在床上表示。
“不，还是我去。可怜的猫咪想在外头一张桌子下头躲雨。”
丈夫继续看他的书，垫了两个枕头靠在床头。
“别淋湿了。”
他说。妻子来到楼下，她经过柜台时旅店老板起身向她鞠了一躬。他的办公桌在柜台间的最里厢。他是个老者，身材很高。
“下雨了。”
妻子说。她喜欢这个旅店老板。
“是呵，夫人，天气真够坏的。”
他站在昏暗的柜台间最里厢的桌子后面。这美国太太很喜欢他。她喜欢他接受抱怨时那副不苟言笑的认真态度。她喜欢他那份尊严。她喜欢他愿意为她服务的那番心意。她喜欢他表现的那种做旅店老板的感觉。她喜欢他那老迈、风霜的脸容与那双大手。心里喜欢着他，她开开门往外头看去。雨下得很大。一个披了橡胶雨衣的男人正自空寂的广场朝餐馆走了过去。那只猫该就在右边什么所在吧，或许她可以沿着屋檐下走过去。她站在店门口时，有只雨伞在她身后撑了开来。是清理她房间的那名女侍。
“你可不要淋湿了呵。”
她微笑着，说的是意大利话。当然，准是旅店老板叫她送伞来的。女侍为她撑着伞，她沿着碎石路走到他们房间窗户的下头。桌子还在，被雨水冲洗得绿得发亮，但是猫已不知去向。她突然感到非常失望。女侍抬头望着她。
“丢了什么东西吗？夫人？”
“刚才有只猫的。”
美国女郎说。
“猫？”
“是呀，一只猫咪。”
“一只猫？”女侍笑出声来。
“雨里有猫？”
“是的，”她说：“在桌子下头，”之后她又说：“呵，我好想要呵。我要一只猫咪。”
她说英语时，女侍的脸孔了起来。
“走吧，夫人，”她说：“我们得进去了。你会淋湿的。”
“我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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