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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宣称，“武圣人”崇拜传衍到当今，业已波及160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关帝庙业已发展到数以万计。其中档次最高、规模最大者，在关羽的祖籍山西运城解州，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每年九月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节”，按照民间方式举行隆重祭祀。当地还打算，效法山东曲阜给“文圣人”孔子制作标准像，也给“武圣人”关羽制作标准像。我无法核实报道内容是否确切，也无心对于相关举措略陈刍见，我竭诚尊重信仰的自由。但就我所知，如今遍及城乡的关庙香火繁盛，不少人甚至把关羽塑像请进了商厦、酒楼、吧厅和私宅供奉起来，祈祷的主旨却大都是神佑招财进宝、走运升官，而不是什么忠义仁勇。我还从历史事实得出一个印象，即便在把关羽神圣化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大清王朝，“武圣人”也没有满足庙堂和江湖基本的愿望。因而我认为，把关羽请下“圣坛”，让他恢复三国时期那个“万人敌”关羽的真实形象，更有利于今人和后人学他什么，不学他什么。顺便提一句，孔子也一样。
第九章 文人自贱始无行
曹丕只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对于文人自贱却视若未见，因为他是封建帝王。其实在依附封建帝王、军阀权贵的文人当中，历来不乏人格自贱者，由效忠而帮闲，乃至帮忙、帮凶，露出奴性、俳优品相。三国时期的若干智计之士，即属于政治上的无行文人，比生活中无行更加令人厌恶。
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专门性的理论文章，一般都认为当数曹丕的《典论·论文》。该文破题就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且举出班固藐视傅毅作例证。他还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人相轻”事出有因。他能够理解，却不赞同文人“不自见之患”。在《与吴质书》中还写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又兼诗人、文学批评家，应该说，曹丕道出了人所未言，点中了搞文学的文人们的一处死穴，百代千秋仍然具备警示价值。不过他的主业毕竟是封建帝王，写诗、作论仅止为业余爱好而已，这些批评并不等于政治评价。而文人们历来只有一部分寄兴文学，按照孔、孟以来的“入世”传统，大多数文人，尤其是所谓“智计之士”，总会搅和到政治当中去，有些还变成了文人政治家（或者政客）。三国人物不乏其例。
先秦文人通称为“士”。春秋战国时期的王纲解纽，诸侯割据，战乱不断，与三国时期颇为相似。然而又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时候的“士”还是一个受尊重的社会阶层，诸子百家各宣其说，争鸣共存，“士”们多能坚守相对独立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诉求。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被封建皇权政治阉割过的儒、法、道学说逐步沦为专制统治术的解说辞，赖以存身的“士”们也相应地逐步沦为专制统治术的卫道士。不是靠立说扬名立万，而是凭做官求荣至显，顺理成章地变成“士”们的基本选择，于是形成了“士大夫”群体。“士大夫”群体再也不是先前那个社会阶层，而是逐步变成了一个不少成员业已人格去势的，总体结构常在趋时变异的，那样一个专制集权体制内的附庸性阶层。
这个阶层的人兼有双重身份：既是官僚文人，又是帮闲文人。
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既要遵从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明规则，恪守封建宗法正统的“三纲五常”，无条件效忠君主，又要接受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潜规则，人身依附于君王主子，帮闲、帮忙乃至于帮凶。专制集权体制原本就是一口政治污秽大染缸，除了一部分确实追崇孔孟，能够人格自律的正人君子，相当多的“士大夫”和候备“士大夫”都难免人格异化，染上奴性、俳优病毒。魏明帝时期做过县令的李康，写过一篇《运命论》，把自贱文人称作“希世苟合之士”。他抨击这类人“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却以辱为荣，“脉脉然自以为得”。文人自贱作为这种社会历史的恶性产物，连“治世”尚且不免屡见不鲜，到了三国这种“乱世”自然更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从三国前期到三国中期，贾诩的权谋智计，对于北方地区的军阀混战，甚至当时历史的走向，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先后投靠董卓、李傕、郭氾、张绣和曹操，到曹丕称帝后官至太尉，爵封魏寿乡侯，活到77岁才寿终正寝。生前为张绣献计智胜曹操，其后又劝张绣审时度势，归顺曹操，以及建安十六年（211）为曹操献计离间韩遂、马超，战而胜之，他的形势分析和谋略运用都极精明，堪称为奇才。但他这样地屡次易主，从必效忠，始终如一都是以“家与身俱全”作为利益准则，为之不惜让千万人头落地。
早在汉初平三年（192）三月董卓伏诛，追随董卓的凉州将士惊惶恐惧，“校尉李傕、郭氾、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的特殊关头，时任讨虏校尉的贾诩即主动地阻止他们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一言而逆转大势，直接促成李、郭等铤而走险，收众十万，一个月后就攻陷长安，赶走吕布，杀掉王允，屠戮士民达万余人。接下来李、郭等人连年混战，荼毒长安，进一步造成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古都长安珍积400年的简策帛书也毁损殆尽。李傕等要给贾诩论功封侯，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推辞道：“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裴松之特为此事作注，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遭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贾诩为了“救”自己以及李、郭一帮主子的“命”，竟不惜帮凶助恶，主谋成恶，其残贼大罪真是令人发指，其人品卑贱真是无以复加！千百年以来，如此一言而祸国殃民，他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反面教员！
曹操集团的另外一个“智计之士”刘晔，也具备“佐世之才”。
他出身于刘姓皇室宗亲的一个分支，不仅擅谋略，还有几分豪气。
20多岁时，扬州地区的部曲首领郑宝、张多、许乾等人聚众割据，郑宝尤为霸道，打算胁迫刘晔出面倡导，“驱略百姓越赴江表”。适逢曹操派使者来到扬州，刘晔立即去拜谒使者，邀其来家作客。又邀来郑宝，乘其不备而杀之，然后诈言“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将郑宝随从全都吓走了。投靠曹操后，从司空仓曹掾升任主簿，一直做到行军长史兼领军，成为亲信智囊之一。建安二十年（215）征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曹操产生了“速还”之念，他却主张“不如致攻”。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一战而“汉中遂平”。
曹丕于黄初元年（220）称帝，封刘晔为侍中，赐爵关内侯。分析蜀、吴形势，刘晔仍然头头是道，但又处处希迎曹丕旨意。曹丕想伐蜀，朝臣内外皆说“不可”，他竟当起两面派来了。单独入朝见曹丕，他总说“可伐”；出与朝臣言，他又改说“不可伐”。中领军杨暨为“帝之亲臣”，持不可伐之议最坚决；他敬重刘晔，每次同刘晔交换意见，刘晔都讲的不可伐之意。有一回，杨暨“切谏”反对伐蜀，曹丕责以“卿书生，焉知兵事”。杨暨就说：“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于是曹丕召刘晔来对质，“帝问晔，终不言”。事后单独见曹丕，他说“伐国”是“大谋”，用兵是“诡道”，自己是为了保密才不说“可伐”的。单独见杨暨，又责备杨暨不懂钓“大鱼”要先“纵而随之”，等到“可制而后牵”的道理，宣称“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教训人家“不可不精思”。他这样巧舌“应变”，首鼠两端，终于引起他人“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的非议和抨击，也引起了曹丕的怀疑，试验了几次，就真相大白。刘晔降职大鸿胪，失意发狂，终竟“以忧死”。裴注引《傅子》批评他说：“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
如今看，刘晔与贾诩大不一样，他是尽忠而帮闲、帮忙，帮得过了头，既养成了刻意揣摩，迎合主子意向的奴性，又学会做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自以为灵巧变通，其实挺愚蠢可笑的俳优，落入了人格分裂、丧失自我的泥淖。裴松之为他惋惜，我认为，可怜、可哂亦复可悲，难以一语了之。
如果说，贾诩出坏主意，刘晔做两面派，都有保身而不明哲的因素使然，那么，华歆作过恶事，就是自觉地为虎作伥。年轻时，他与邴原、管宁一起游学，三人结为朋友，时人称誉三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据《世说新语·德行》记述，华歆曾与管宁一起在园中锄菜，发现菜地有片金，管宁视之若瓦石，照旧挥锄不顾，他却拾起来掂了又掂，然后才掷去。又曾同在一席上读书，偶有乘轩冕者从门外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停止读书跑出去伫足观望。由这两件小事情，管宁看出华歆希慕财宝和权势，便与他在席子上割划开来分坐，当面声明“子非吾友也”。成语“管宁割席”，即本于此。
华歆以后出仕为官，跟从过董卓、袁术、孙策、孙权，官渡之战时投效曹操，由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为侍中，一直做到尚书令，颇受曹操信任。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给其父亲伏完写信，“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事状泄密，曹操派时任尚书令的华歆为副手，随同御史大夫郗虑进宫去强迫汉献帝废除伏皇后。华歆带兵入后宫收伏皇后，伏皇后“闭户藏壁中”，出身文人的华歆竟抓住伏皇后的头发把她拖到外殿。当时傀儡皇帝刘协也在外殿，与郗虑同坐，恐惧不安。伏皇后披头散发，赤足跣行，哭泣着对刘协说：“不能复相活邪？”刘协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掉头问郗虑：“郗公，天下宁有是邪？”结果是将伏皇后下于暴室，幽禁而死，她生的两个皇子一并鸩杀。（事见《后汉书·皇后纪》）身为副手的华歆如此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无非是要挣表现，凸显自己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