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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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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行文人如果掌握了军政大权,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不得,钟会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是曹操集团太傅钟繇的老幺儿,从小就敏慧夙成,及壮更博览群书,精练名理,才华出众,声誉鹊起。从正始年间(240—249)步入仕途,历任秘书郎、尚书、中书侍郎等一系列清要之职,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当年(254)受爵为关内侯。曹髦被诛后,他在政治上认清门庭,积极投靠司马氏,受到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青睐。从正元二年(255)随司马师征讨反司马氏的母丘俭、文钦,“典知密事”,出谋有功,到甘露二年(257)向司马昭献策,镇压反司马氏而造反的诸葛诞,他所受“亲待日隆”,被司马昭目为自己的“子房(张良)”,进封陈侯,官任太仆。但他宁放着九卿之位的太仆不当,也要以中郎身份,留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管记室事,犹如今之机要秘书。这其间,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司马氏打击反对派,由于他的点水或使坏,当世著名文人嵇康和吕安都被当作“思想犯”,肉体被消灭。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部署三路伐蜀,钟会作为亲信,以镇西将军头衔都督关中诸军事(相当于今之总指挥),率十万余人充当主力,而邓艾、诸葛绪则各率三万人作偏师配合。进军途中,他向司马昭密告诸葛绪畏缩不前,导致诸葛绪被撤职治罪,其部三万人悉归自己麾下。文人邓艾灭蜀建立首功,他又与监军卫瓘、将军胡烈等人串通一气,诬告邓艾欲反,造成邓艾父子被逮捕,囚车押送回京,路上被杀。而钟会本人却是“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很快与蜀汉降将姜维联手,图谋拥兵造反,割据一方。只可怜造反不成,被杀死于乱军中,时年40岁。在钟会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如他一类文人的人品邪恶,诡计多端,助纣为虐,残人以逞,一旦军政大权在握,就演变成阴谋家、野心家的人性裂变。谬种流传,绵延未绝,“文革”殷鉴不远,康生、张春桥等辈都有钟会的心传,善良的人们能不警惕吗?

纵无“反骨”,亦有死罪三国时期,与人才迭出、竞显器能形成强烈反差,一些优秀人才却横被罪名,惨遭杀害。魏延之死是出了名的,田丰、崔琰、毛玠、孔融、刘封、邓艾之死同样地令人扼腕。其致祸根由,除了权势者个人因素而外,主要还在于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当中,“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因袭不变的“铁血法则”。

《三国演义》写魏延,第五十三回甫一出场,就被诸葛亮指认“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喝令斩之。幸得刘备阻止,魏延才保住性命,但仍受到诸葛亮的严厉警告:“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生异心,我好歹取汝首级!”到了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果然让杨仪、姜维、马岱依计行事,斩杀了“日后反西川”的魏延。这个故事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传沿之久,其他故事罕能匹敌。

数百年以来,多少人也被认为长着“反骨”,经权势者定为“叛逆”,加以贬谪、放逐、幽囚、杀害,至亲好友跟着遭难。多少人亦曾考镜史实,辩证原委,力图为魏延辨诬,洗清罪名,平反冤屈。到时下为止,虽盖棺犹无定论,见仁见智状态仍会延续下去。

细读《三国志》,所谓“反骨”云尔,于魏延、于诸葛亮均不存在,全属编造。魏延在荆州投效刘备,“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升任牙门将军。刘备当了汉中王,“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殊不知刘备却“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关羽镇荆州,魏延镇汉中,分别负责保卫东、北两道“国门”,可见何等倚重。刘备当时大会群臣,问询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从容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十分欣赏,在场众人也“咸壮其言”。后来的实践证明,魏延并非说大话,吹牛皮,谋略、武勇兼备,独当一面镇守住了“北大门”,比关羽更不负重任。因而刘备称帝,进拜他为镇北将军。后主建兴元年(223),又封他为都亭侯,尊荣胜过了当时还在世的赵云诸将。这十几年间,诸葛亮与他从无任何过节,决然无关乎什么“反骨”不“反骨”。

诸葛亮挥师北伐,魏延一直是重要将领,参与始终。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八年(230)魏延奉命攻入羌中(今甘肃南),大破魏将郭淮的部队,因功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这其间,魏延那种“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特出性格凸显出来,不经意间给他播下招祸种子。他“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他提议由他率领五千精兵出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自率主力部队从斜谷杀入关中,预计不出二十天两军即可会合,“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但一生唯谨慎的诸葛亮却认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平取陇右,“制而不许”。魏延因之而认为诸葛亮的胆子太小,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这就难免会得罪诸葛亮。

他的“性矜高”,更容易得罪奸邪小人,诸葛亮的亲信杨仪便是一个。诸葛亮病危之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魏延对这种安排极为不满,认为诸葛亮死了,“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不该“以一人死废天下事”,“吾自当率诸军击贼”。

退一万步说,纵然要退军,也不该“为杨仪所部勒”,自己只作个断后将领。于是待杨仪未发,他抢先率领所部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同时与杨仪互相指责为“叛逆”,上表给刘禅,弄得一天中“羽檄交至”。双方闹得发生了两军对垒,魏延手里没有丞相的临终遗命,占不住理,失去人心支持,只好与其子数人往汉中逃亡。杨仪派马岱追杀,斩之,“致首于仪”,杨仪居然“自踏”魏延的头颅,叱骂其“庸奴,复能作恶不”,并夷魏延三族。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魏延本人诚然有过错,但并不是反叛蜀汉。陈寿在其本传中特意写到,“原(推究)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不便背叛”而视为“叛逆”诛杀,并且株连三族,没有充分证据说是诸葛亮遗命主使,但一时的权势者杨仪恃权报复,借机杀人,当是确实无疑的。

类似于指人“脑后有反骨”,三国时期另有其事。建安九年(204)孙权在江东,已经取得初步讨平山越人的胜利,打算进一步用兵,扩大地盘。某一日大会僚属,座中的江东名士沈友,发表了一些批评性意见,惹恼孙权,孙权当场就“令人扶出”,并说“人言卿欲反”。这沈友自幼聪颖,名士华歆称之为“沈郎”,赞叹“自桓、灵以来,虽多英彦,未有幼童若此者”。他“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且“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口辨十分敏捷。时人称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不愧为一个难得的英才。开初孙权礼聘沈友到麾下,听其“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听得“敛容敬焉”。沈友与周瑜、鲁肃一样,陈述过“荆州宜并之计”,孙权也采纳了。然而沈友不同于周瑜、鲁肃,更名士风流,独立特行,“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乃至于“为庸臣所譖,诬以谋反”。

孙权担心沈友“终不为己用”,便揪住会上发言批评那么一条小辫子,以“人言卿欲反”五字定罪,把沈友杀掉了。沈友时年29岁,裴注全文引《吴录》记载,不胜其惋惜。

沈友的遭遇,比魏延的遭遇更具典型性,也更带普遍性。在封建专制集权的社会结构当中,君临天下的帝王者流无论相对开明还是专断独裁,总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倘若像献帝刘协、后主刘禅那样沦为傀儡,也会有一个曹操或诸葛亮似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代行帝王权力。文武臣属只要不是董卓或曹操,就得遵守基本的封建君臣关系,以君为纲,怀着尊崇、敬畏、感戴的心情,把尽忠守分作为最高的政治准则。在帝王眼里,不管臣属是何等人才,一概工具、用具而已。用具、工具统称“器”,如《易·系辞上》所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帝王用人才历来讲究“用人如器”。古、今汉语都有“器重”这个词,词义为重视,其实就是从“器”的本义用具、工具引伸出来的。“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其实就是说刘备重视这个人才,把他视为一个颇为有用的人才工具。人才工具终究属于“器”,有用时或者喜欢时,可以当作宝贝;一旦无用了,不为己用了,或者不喜欢用了,随意闲置、抛弃或毁损,都在帝王一念之间。孙权对沈友正是这样做的,起先视之如宝贝,“礼聘”其人,“敬”重其言;一俟认定“不为己用”了,就听信谗言,“诬以谋反”,让其掉脑袋犹如割韮菜。“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铁血法则”:说你有“反骨”你就有“反骨”,没有也有;要你掉脑袋你必掉脑袋,不掉不行。这一条“铁血法则”贯穿历代封建王朝,因袭不变,非唯帝王们奉为天赋皇权,用得得心应手,抑且各级权势者也会逐层仿效,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施于不顺己意的人,就好比杨仪杀魏延那样。

将“铁血法则”加诸臣属,决非仅限于长了“反骨”一个由头,而是但凭权势者的“圣聪”独断。袁绍杀田丰,就不是因为后者对他怀有贰心,而是由于对他太忠,由忠而切谏,由谏而致祸。田丰其人为河北名士,天姿瑰杰,博览多识,权略多奇,“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接受袁绍“卑辞厚币”的礼聘,出任为别驾。他曾经献策,帮助袁绍讨平公孙瓒。建安五年(200)曹操攻袁绍,他又建议趁机袭击曹操的后方,“绍辞以子疾,不许”,痛惜失去了一次争霸中原的“难遇之机”。官渡之战前,袁绍要大举南下,田丰出来谏阻:“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不及也。”袁绍非但不接受,反而因为“丰恳谏”而“怒甚”,给其加上“沮众(扰乱军心,削弱斗志)”的罪名,“械系”于大牢。结果官渡一战,袁绍果然大败。有人对田丰说,你的分析都应验了,“君必见重”。田丰却说:

“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袁绍一回来,就对左右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下令杀掉田丰。一个忠心耿耿的杰出人才,就只为主子袁绍“内多忌害”,猜疑将会为其“所笑”,成为刀下冤死之鬼。

与袁绍相比,曹操之重用人才,超出不止一个档次。然而,“用人如器”,器重时确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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