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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也证明，许劭确实有知人之明。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说者容易，做者艰难。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已经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刘表等地方割据军阀势力，基本平定了北方地区，他颁了一通《让县自明本志令》。那一年他五十五岁，从举孝廉到做丞相已走过了三十五度人生春秋，他将这三十五年分划出三个阶段，大略回顾，表明心志。第一阶段为青年时期，志向就是“欲作一郡守，好作政教”。为此他结交名士，“建立名誉”，在洛阳北部尉和济南相任上做了一些“除残去秽，平心选举”的事情。因之而“为豪强所忿”，告病去官，“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而“泥水自蔽”，相当不“如意”。第二阶段从担任典军校尉开始，由青及壮，“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最大心愿就是“封侯，作征西将军”，博得身后墓碑上能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所以他参加联军讨董，先后两次募兵都不过数千而已，体现出了“本志有限”。第三阶段从初平三年（192）领兖州牧，破青州黄巾军起，经历了消灭二袁、吞并荆州、“遂平天下”的系列胜利，是他最为辉煌的中年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为宰相，人臣之望已极，意望已过矣”。倘若加上他人生最后十年，亦即自命“周文王”，而把取代刘姓汉室的最后一道工序留给次子曹丕的十年，他的政治简历和自我鉴定便真实而清晰地展示出来了。他毫不讳言，“今孤言此，若为自大”，其实就是要把话说透，让别的人再也无从嚼舌根。秦汉以下的两千余年，历代有作为、有气量的封建政治家并不太少，其间不畏流言、不惮自剖的非凡人物亦难尽数，但在我的印象中，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襟怀坦荡，无所避饰。唯其如此，就连他随之而道出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凭借无可辩驳之真威势逼人。
这通《让县自明本志令》，当然有其现实针对性，那就是有人在背后议论他“有不逊之志”。当时的曹操，是不是已经存心代汉自立，难以一言遽定。一方面，“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疑似董卓第二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无论怎样把献帝刘协玩弄于股掌间，曹操毕竟没有走出篡逆的一步，甚至延后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孙权上书称臣，对他“称说天命”［。电子书］，他还认定“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历史未然之事不宜强加于人。他最终的态度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那么，早于这一表态近十年，曹操一口否认自己“有不逊之志”，未必就是虚伪。一切政治野心家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伴随实力、权势的增长，逐步地聚生、膨胀起来的，对曹操也当如是观。他举出齐桓、晋文“兵势强大，犹能奉事周室”，乐毅、蒙恬尽管受冤仍不敢背叛，周公“金滕”藏书以自明心迹等五桩前事，表明了自己也要“以大事小”，“见信”于人。没有史料足以证明，曹操这些话纯属自我粉饰，而不是他的“肝鬲之要”。与此相一致，他又明确地表示，决不能够交出兵权，退就侯国。为什么？他一语道破：“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用当今的话演绎，就是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铁则，决不会徒“慕虚名而处实祸”，“为子孙计”，为“国家倾危”计，他都必须牢牢地掌握住“枪杆子”，依仗军事实力而立于不败之地。他甘愿让还封给他的阳夏、柘、苦三县二万户食邑，只留武平一县万户食邑“以分损谤议”，但“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这一条底线决不退让。
把曹操置于三国分峙确立前的乱世总体格局当中，用政治眼光进行考量，应该坦率地承认，他的所言所行非但没有错，而且相当难能可贵。比起历代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虚伪政治家来，诚信与卑琐真有云泥之别。
曹操也有政治家们难免的通病，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也说了些冠冕堂皇的套话，言不由衷的假话。他概括描述既往功业，说是“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大体上合乎实际。可是又说“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就太无根基了。汉室小皇帝早就不过傀儡而已，在董卓手里是玩，在曹操手里也是玩，哪有什么“主命”需要他去“不辱”？汉室的“苍天”早就“死”了，还有什么“天”在“助汉室”？如果把“天”解释为客观条件，或者政治机遇，倒是对曹操确有所助。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政治机遇，就是建安元年（196）献帝刘协在董承、杨奉、徐晃等人护送之下逃回故都洛阳，需要寻求一个具备军事实力的人物给予辅佐。当其逃往河东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就曾提出建议：“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袁绍却听了郭图、淳于琼等人的话，认为“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当下正是自强以逞的好时机，“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错失了这一天赐良机。袁绍错失了，曹操却抓住了，他通过好友议郎董昭给杨奉带信，表示愿意“有无相通，长短相济”。
杨奉上表献帝，当年六月封曹操为建德将军，不久又迁为镇东将军，袭父爵为费亭侯。董承也拉拢曹操，同年七月暗中召曹操“至洛阳，卫京都”，献帝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开始参与朝政。到九月，曹操把献帝迁到许县，以许（后改许昌）为都，改元建安，自己受任大将军，晋爵武平侯，揭开了总揽朝政的序幕。但机遇之类的“天”只是客观因素，从根本上说，靠的还是主观因素，不是“非人力也”。主观因素既包括曹操个人的雄才大略，文韬武略，又包括曹操集团的人才云集，“各因其器”，战略得当，政策得宜。撇开套话、假话的浮沫，澄清出原史，果真如陈寿所评价他的“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初平三年（192），曹操代刘岱任兖州牧之时。东汉所置的兖州，辖陈留、东郡、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东平八郡，治在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曹操已拥有割据一方的巩固的根据地。名士毛玠接受征辟，出任治中从事，建言提出：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曹操敬纳其言。从此，“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两大政略，成为曹操始终不渝的“经远之虑”，也可以说是他“树基建本”，以成“霸王之业”的总路线、总方针。早在当年底，他便通过董昭向控制长安的李傕、郭氾“致殷勤”，表示“心存王室”。四年后终于天成人愿，献帝东还，他立即采纳谋士荀彧的意见，“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演出了赶赴洛阳、奉迎天子、改都许县、改元建安的历史连续剧，抢得了在政治上假借天子发号司令的主动权，而为袁绍之流所望尘莫及。定都许县伊始，他便下达《置屯田令》，强调提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他效法秦始皇、汉武帝，雷厉风行地推行屯田制，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军中郎将，负责经办屯田事宜。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前者始于建安元年（196），后者则始于建安十八年（213）。民屯把连年战乱所造成的大量流民和黄巾余众按照军事组织形式加以编制，每五六十人为一屯，由屯田司马直接管理。屯田民称为屯田客，使用官牛耕种的收成六四分成，使用私牛耕种的收成五五分成。流民的生计问题得以解决，对中原地区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曹操集团更获得了“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的大好处。后来推演到军屯，主要置于邻近吴、蜀的前沿地带，田兵“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晋书·安平献王传》），“戎甲未卷”而“且耕且守”，也使曹操集团前沿军粮丰足，供给方便。较之于“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胜利的天平自然倾向曹操。
曹操既重物，更重人，广延人才以为己用。早在联军讨董时，袁绍问他：“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他就明确地说过“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话。最初倚仗的主要将领，除了族弟曹仁、曹洪，同乡远祖本家兄弟夏侯惇、夏侯渊而外，还从豪强地主武装中召募到了李典、典韦、吕虔、许禇等一干猛将，从降卒、士兵中提拔起了于禁、乐进等力战勇将。以后历次征进中，又从敌对阵营吸纳了徐晃、张辽、臧霸、张郃、文聘、庞德等众多将帅人才，大多智勇双全，能够独当一面。帐下智囊团尤其了得，从初平二年（191）荀彧来归，次年程昱应辟，同任为军司马起，到建安四年（199）刘晔、贾诩投入止，这四人加上荀攸、钟繇、董昭、郭嘉共八人形成了曹操的智囊团核心。此外，毛玠、华歆、王朗、蒋济、何夔、徐奕、赵俨、袁涣、凉茂、司马朗等智计之士，也在这一阶段加入了曹操集团。延至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受封魏公，设置公国掾属，先后效力于曹操集团的智计之士多达80余人，不仅是袁绍集团、刘表集团，而且连刘备集团、孙权集团也都不可向迩。在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已经做到了天下土地三分有其二，天下人才三分有其二。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实行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方针，坚持搞“明扬仄陋，唯才是举”。他曾三次颁发《求贤令》，公开表明不仅要用“放在民间”的“至德之人”，而且要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计”的能人。就连先前在袁绍帐下，替袁绍撰檄骂过曹操祖宗三代的陈琳，曹操也“爱其才而不咎”，辟之为司空军谋祭酒，使其得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建安七子”的另一重要人物王粲曾经颂扬曹操：“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