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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湘西1949》来说，这53年，却涵盖着太多的不容易。在此，我首先代表母亲刘喆和兄弟姐妹，向出版方“北京新华先锋”以及给予此书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向作者之一的朱新开先生表示感谢，是你们的努力完成了我们全家的心愿，并呈现给读者一本跨越时空的联手之作。
父亲是在2001年过世的，他生前没有过多提起这本还叫《野菊》的手稿，作为子女甚至一直没有见过，因为搬家整理遗物时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也为日后进一步修改留下太多遗憾，很多情节无从考证，我只能在星星点点的记忆中寻觅。在父亲生前，我几乎没有直接听他讲起过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这应该是那已经沁入骨子里的保密纪律使然。后来，朱新开为本书采访我母亲时，一开始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1978年父亲平反后，家里经常有湘西的老战友来看望他，在叙旧时会谈起当时的经历，那时我还很小，现在已经很模糊了，只知道父亲时任47军保卫处干事，后来做过预审科科长。据他的战友说，父亲当时很有名，多次立功受奖，湘西有名号被捕获的土匪，他基本上都参与审理过，包括暂编第一军军长陈子贤。据母亲回忆，枪决陈子贤前，父亲还和他长谈一晚。
2007年，我和朱新开为了重新撰写本书，特意前往湘西采风，先后走访了花垣（原永绥）、沅陵、辰溪、麻阳（原麻西口）、凤凰、吉首（原所里）、张家界（原大庸）等地，令我感受颇多。特别是在沅陵，我们拜访了47军军部旧址（现湘西剿匪纪念馆），这里是我父母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我的两个姐姐也在这里度过了她们的童年时光，虽然整个环境已有很大变化，但还是能够找到母亲描述过的历史痕迹。我们又通过沅陵市公安局郝世武同志的帮助，前往目前已改做看守所的原沅陵监狱，当我走进还摆放着当年老家具的审讯室时，时光仿佛回到了1949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看到父亲在审讯桌后向对手射去的威慑目光……
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他的南工团战友基本都是大学生，在那个年代，这也预示着他们家庭的曾经相对富裕），一生坎坷却刚直不阿。母亲经常对我们说，父亲一生没过几天好日子，到1978年平反，大大小小的运动就从没落下过他。然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即使在他身心遭受摧残的年代里，却依然对生活充满着向往，他的一举一动都感染着家里的每个人。姐姐曾这样回忆道：那时，父亲在北京远郊区劳动到天黑后才能回家，只要孩子们还没睡，他就会拢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学习情况；每到节假日，还会和孩子们一起猜谜语、讲故事，至于小提琴、二胡、唱歌、滑冰、游泳等，都是父亲的拿手好戏。而作为具有绝对红色家庭背景的母亲，能够对父亲始终保持不离不弃，除了对爱情的忠贞外，应该还来自父亲对生活的那份热爱所随时随处表现出来的个性魅力。
父亲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且善于钻研，1959年从湘西下放回京后，曾在顺义县（当时隶属河北省）杨镇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当年就被评为“优秀教师”称号，家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张已经褪色的笑状。文革期间，剥夺了他教书的权利，被下放到河北省邢台市郊区强制劳动，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在十多年的劳动中，他凭着聪明才智和钻研精神，从门外汉成为了一名优秀工程师，并多次获得单位嘉奖。
父亲的毅力给我留下最深的记忆，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倍受疾病煎熬。1996年，他被查出一种肺癌（医学叫间皮瘤，当时患者存活记录是一年半），医生预测还有三四个月时间，可是父亲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对生活的热爱，最终坚持了6年时间，连主治医生都感叹这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在父亲临终前的几个月里，病魔已经把他摧残得痛苦万分，人瘦得几近皮包骨，几乎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氧气袋，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守军人本色，每次坚持上餐桌吃饭，临终前一小时还坚持自己上厕所……
父亲临终前，我和姐姐守护在他身边，他的头脑仍很清醒且反应敏捷，当时需要给他做抽血化验，因为血管已经太细只好从大腿动脉采血，护士的动作有些不够熟练，他马上用力抬起头微笑着对护士说：“你能不能快点儿？我怕来不急了。”一分钟以后，父亲“走了”，告别了这个让他一生遭受磨练又让他热爱留恋的世界。
写到这里，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这里有血浓于水的骨内亲情，更有对那个燃烧着激情的理想年代的感悟。
在父亲的遗愿即将完成之际，我再次向为这本书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原南工团员、47军老战士孟文野前辈、刘杰前辈、张华前辈麻等，同是南下队员、原湘西地方政府干部的我小姨刘淑敏、小姨夫杨维勤，以及在湘西采风时，给予我们大力帮助的湘西《团结日报》张谨、湘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杨文洁、凤凰县覃介武、张家界市龚城、吉首市易建民等朋友，再一次向各位表示真诚谢意！
倪浩（倪进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