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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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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教养”训练和面对坎坷又暴虐的中国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无可奈何”。

所以香港人的“温和理性”在程度上,尤其在本质上,MM觉得,和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台湾人常常出现的粗野,其来有自,香港人从不脱线的教养,其来有自。

这样推演下来,我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

香港人的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实践中,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没有民主而你要争取民主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个巨大的、难以撼动的权力结构,这种英国下午茶式的“教养”和中国苦难式的“无可奈何”,有多大用处?

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安德烈,菲利普,你们说呢?

至于大学,安德烈,你说在香港,“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老实说,我吓一跳。大学成为一个技术人员的训练所,只求成绩而与人文关怀、社会责任切割的现象,不是香港才有。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是的。你说的还真准确。但是告诉我,孩子们,难道你们在欧洲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吗?你们能具体地说吗?

不能再写了,因为要去剪头发。菲利普,啤酒即使淡薄,也不要多喝──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秘密?

MM

2005…12…08于台北

第二十五章 装马铃薯的麻布袋

儿子给MM的信:MODERNITY

MM:

在德国两个星期的假,我完全沉浸在“家”的感觉里。“回家”的感觉真好。

这次回家,一进门就发现玄关处挂了两张很大的新画,都是油画。一张画的是飞在空中的天使,下面是典型的地狱图像。另一张,是玛丽亚怀里抱着婴儿耶稣。还有呢,客厅柱子上钉着一个木雕天使。

在我印象里,这个家还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宗教的痕迹。我是在一个非宗教、“自由”气氛浓厚的环境里成长的人。

我问老爸,“你怎么了?女朋友把你变教徒了是不是?”你也知道,他的女友碧丽是每周上教堂、饭前要祈祷的那一种。他就用他一贯不正经的方式回说,他要访客知道他和“魔鬼”共处——他是天使,我和弟弟华飞是“魔鬼”。我当然回击,说我觉得他才是我们的“地狱”呢。

他不会给我真正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是什么:我爸和我有一个根本差异,就是品味不同。他喜欢古典的东西。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过一个雕刻展,展出的全部是宗教艺术。我觉得无聊得要死,他却看得津津有味。

前几天,一个想进柏林设计学院的朋友来找我。因为要申请学校,所以她要准备一些作品。我们就到老城里去逛。她带着相机,一路拍照。好玩的是,我以为她会拍我们这个有名的古镇的教堂啦、古堡啦,但是整个下午她拍的却竟然都是电线杆、地下水道的人孔铁盖,或者停车场的水泥地面。

几天以后,我到她家去看完成品:在一个黑色的大纸箱上贴着三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电线杆,然后有一条红丝线辗转缠绵绕着电线杆,最后浮现一个歪歪斜斜的字:Modernity好,MM,你告诉我:你的品味是什么?

穿个麻布袋也差不多

我坐在电脑前给你写信,一面听音乐。你看见的我是这样的:穿着牛仔裤,一件红色的Polo衬衫,脚上是暗红色的跑步鞋。鞋子和上衣是暗暗谐调的。衣服裤子都有点宽松感,因为今天是懒洋洋的周末。两个好朋友正在厨房里做晚饭,在这之前,我们在阳台上晒太阳。早上起床的时候,就知道今天是个宽松舒适的日子,所以挑选的衣服,就是宽松舒适的衣服。早上起床以后,我大概需要总共半小时来打理自己,其中大概10分钟花在浴室里,20分钟花在衣服的考量上。然后我们来看看你:你大概也需要半小时,但是我猜刚好相反,你需要20分钟在浴室里洗头洗脸擦乳液什么的,但是只花10分钟穿衣服。作家妈妈,你是这样的没错吧?还有买衣服。你的衣橱蛮满的,我的衣橱却很空——跟你的比起来。这是因为我们的购买行为很不一样。你买衣服是随兴所致的,走在路上你看见哪一件喜欢就买下来,买回家以后很可能永远不穿它。我跟你相反,MM,我“深思熟虑”怎么穿怎么配,然后在完全清楚自己缺什么的时候,才去寻找那特定的某一件衣服。结果呢,我们花在衣物上的钱和时间其实是一样的,差别在于,我的是专注精选的(而且比你的通常好看100倍),你穿衣服,哈,有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披上一个装马铃薯的麻布袋或者盖上一条地毯,那美学效果也差不多!

定型而不自知

两个月前,老爸到香港来看我。头一个晚上他就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香港酒吧,叫Ned Kelly's Last Stand。家具全是厚重的木头,空间很小。几个老外坐在那儿喝啤酒。中间小小的舞台上堆满了乐器,很拥挤,好像只要有一个人不小心撞倒一件乐器,整堆乐器就会垮下来。晚上10点半,乐团开始演奏,是 Dixieland爵士乐,人渐渐多起来,塞满了酒吧。老爸有点陶醉说,这酒吧使他回忆“老时光”。第二天,轮到我带他去“我的酒吧”了。我选择的是“酷名昭彰”的Dragon…i。哎,好像是前晚Ned Kelly's的反面版:没有老旧的木头,桌面是纯黑的设计,椅子有猩红的软垫,天花板垂下来画着龙的灯笼。没有爵士乐团表演,倒是有一个DJ在那里玩唱盘,转出Hip…Hop和R&B音乐。前一晚我们喝大杯啤酒,在这里,我们喝马丁尼和琴酒鸡尾酒。满满的是年轻人,我注意到,老爸确实显得有点不自在。你现在大概已经猜到我到底想说什么了吧?老妈,我丢两个问题给你接招:第一,请问为什么我们的 “品味”如此不同?是因为我们分属不同世代?还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文化?或者,有没有阶级因素呢?第二个问题比较关键,就是,老妈,你为什么不去了解我的时代或者文化或者“阶级”的品味世界呢?你的穿衣哲学、老爸的宗教美学和他的怀旧酒吧,都不是我的调调,但我也还可以欣赏。我愿意去博物馆看雕刻展,偶尔去怀旧酒吧坐一会儿也觉得不坏,我可以穿很“牛津”味的衣着,也可以穿最随意的肥裤子和带帽套头运动衣,我也不讨厌你听的1960年代老歌。那么你为什么不试试看进入我的现代、我的网络、我的世界呢?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好好思考“打扮”这件事,买点贵的、好的衣服来穿?你为什么不偶尔去个你从来不会去的酒吧,去听听你从来没听过的音乐?难道你已经老到不能再接受新的东西?还是说,你已经定型,而更糟的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定型得不能动弹?

安德烈

第二十六章 孩子,你喝哪瓶奶?

MM复儿子的信:永远追赶坏的

亲爱的安德烈:

我对你的世界没有兴趣?什么跟什么呀!你不记得,为了理解为什么你们听Hip…Hop音乐,我仔细听了Hip…Hop,而且是找到歌词,对着歌词细听的。不但听了正在流行的,还把1980年代前的也找出来听,为的是了解这个乐种的发展过程。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Hip…Hop来自一种抗议和批判精神,而且,好的词,根本就进入了诗的境界。中年父母的挫折,安德烈,可能多半来自于,他们正在成长的孩子不愿意把门打开,让他们进入自己的世界,而不是父母不愿意进入。你不就嫌恶我“母爱”太多,电话太多吗?今天抵达台北。在开往阳明山回家的路上,买了一瓶两公升的鲜奶。回到家,打开冰箱,发现丽沙阿姨知道我要回来,早一步填满了冰箱,里头已经有一瓶两公升的鲜奶。现在我有两瓶两公升的鲜奶。仔细看了一下保鲜日期,一瓶是今天到期,已经接近不新鲜了;另一瓶则是三天后。你会从哪一瓶开始喝,安德烈?一个青岛的朋友跟我说过这个故事。人家送了他们一箱苹果。打开一看,大部分新鲜青翠,有几个却已经开始变色。我的青岛朋友不经思索,伸手就去拿那快要腐坏的;她17岁的儿子也不经思索就抓了一个最青翠的开始喀嚓喀嚓啃起来。他母亲急急说,“唉呀,先吃坏的呀。坏的不吃,明天怕就不能吃了。”儿子觉得母亲很奇怪,说,“你从坏的吃起,到明天,那好的也逐渐变坏了,结果你就一路在追赶那坏的,你永远在吃那不新鲜的苹果。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享受那最好的呢?”朋友说,她听了儿子的话,半坏的苹果拿在手里,站在那儿,一时说不出话来。好吧,安德烈。现在我站在那打开的冰箱前面。请问,你会先喝哪一瓶牛奶?

翩翩少年时

我在阳台上坐下来。眺望台北盆地一片空蒙。一只老鹰,孤孤单单,在风里忽上忽下,像一个少年独自在玩滑板。我想,咦,何以听不见他拍打翅膀的声音?侧耳细听,知道是被满山满谷的蝉声覆盖了。夏天,阳明山被蝉的部队占领。想到你的信把我描述得如此“不堪”,我低头检视一下自己:今天穿的是什么?一件青烟色的棉布薄衫裙。直筒形的,假如你拿一个大塑胶袋,在上面剪出一个半圆,两翼剪出两个袖洞,就是了。赤足。指甲没有颜色,脸上没有脂粉。身上没有首饰;今天是个独处的日子。我出门的时候,是会“打扮”的,安德烈。不过衣服总是白色或黑色,看起来像是一个“极简主义者”的行动宣示,但真正的原因是,一、我哪有可能把时间投掷在衣着和打扮的琢磨思考上?二、我可能在用所谓“极简”美学来掩饰自己其实对“美”和“品味”缺乏心得,没有成就。大概在你进入14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穿衣服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和品味。你弟弟也是在他14岁的时候,开始不再像“孩子”,而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翩翩少年的矜持。我不说破,但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赏。我惊讶,“成长”这东西多么纤细、多么复杂啊。谁都可以看见一个男孩子长高了,细细的胡子冒出来了,声音突然改变了,鼓鼓的孩儿脸颊被棱角线条取代,但是人们不会注意到他眼里的稚气消失,一股英气开始逼人;人们也不会发现,他的穿着、他的顾盼、他的自我,敏感得像女高音最高的一个音符旋绕在水晶玻璃上。他的领子竖起或翻下,他的牛仔裤皮带系在腰间的哪一个高度,他穿恤衫还是衬衫,衬衫尾扎进或露出……所有的细节都牵引着他的心的跳动。而你我之间,安德烈,是有差距的;那个差距既是世代之差,也是文化之异,甚至是阶级的分野。

我是“台妹”

你的母亲,安德烈,是一个在“第三世界”长大的少女。我出生的1952年,台湾的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集体匮乏之外,这少女还来自一个难民家庭,从中国流离迁徙,一贫如洗。一直到 1970年,我才在家里看见冰箱和电视机——因此阿姆斯壮1969年的登陆月球,这个17岁的台湾少女是没看见的。台湾到1965年都是“美援”的救济对象。“美援”,在这个台湾少女的记忆里有三件东西:一是洒了金粉的圣诞卡,乡村天主教堂里的美国神父会给你,上面有马槽、婴儿,还有肥胖可咬、长着翅膀的天使。二是铁罐脱脂奶粉。三是面粉麻布袋。机智的妈妈们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们的上衣和短裤。于是你看见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穿着面粉袋恤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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