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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的电话这时响了起来。
“喂，荣参谋长吗？我是赵镇藩。据准确情报报告，刚才日军炮击北大营，现在营西门外有日军在活动。”
“你们旅长呢？”
“旅长在家里。我刚才去了电话，他可能随后就到公署。参谋长，如果日本人向大营发起攻击怎么办？必要时我们是否可以迎击。”
“前些天还是给你们转去过委员长‘铣电’的精神了嘛。一定要沉住气，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都放在库房里，等事情查清楚再说。”
“收枪入库？那日本人冲进来，不是让我们等死吗？！”赵镇藩有些急了。
荣臻本来就心情沉重，一听这话更是火冒三丈，压抑在心里的一股无名火终于无法控制地冲了出来。“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挺着死，也是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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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下电话，荣臻六神无主。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让7旅官兵收枪入库，很可能就是让他们等死。可他又能怎样呢？少帅在北平三令五申不得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张作相跑到锦州奔丧，到现在还没回来，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荣臻毕竟只是个参谋长。如果要他耐心细致、智谋过人地辅佐官长，他可能非常称职，但大事来临，要他行权决策时，就显出了果敢拍板的欠缺和胆魄的不足。
就荣臻个人而言，他当初对不抵抗命令也是有着种种忧虑的。
兵家之争，哪有战端未开就一味退让，下这种命令呢？就是想挂免战牌，这仗也得免得了才行啊。人家四处打你，你想仅靠躲避使对方罢手怎么可能呢？以往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对日本人避让，无异于抱薪救火，只能助日本人的骄狂气焰。日本人的蛮横早使他觉得无法再忍了、下午他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谈判便是如此。
18日下午，林久治郎来到公署，又谈起了令荣臻头疼的“中村事件”。
“关于‘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了严重关头，参谋长准备如何答复？”林久治郎开门见山，摆出一副最后通谍的咄咄逼人之势。
荣臻对此早有准备，他计划在最后关头亮出自己的“杀手锏”，让日本人无话可说，彻底了结了令人心烦的“中村事件”。他不慌不忙地转回身，拿出中村大尉在新安岭一带绘制的军用地图、各种文件及间谍实物，说道：“总领事，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能让我说什么呢？你们既没有向交涉署照会，又没有我们的护照，如何让我们行保护之责？”
“荣参谋长，我们已经谈过多次，今天还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啥！”尽管嘴上强硬，这些突然出现的物证还是令林久治郎大吃一惊，他万没想到中国方面会在最后一刻走此一招。立时，他觉得满身燥热，汗珠顺着他那泛着油光的面颊淌了下来。忙乱中手帕也不知哪去了，最后终于掏了出来，忙不迭地一阵猛擦。
但林久治郎不愧是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熟知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他深知此时的丝毫慌乱不但影响后面的谈话份量，还会给对手增强一分心理优势。现在必须反击，在心理上打倒对手。他太熟悉中国官员的弱点了。必须施以高压！想到此、他拿出一副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道：“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的指示，自由行动，这是我们陆军省历来的作风。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谈别的都没什么用。还是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吧！”
荣臻乍听这话先是一愣，随之血往上涌，气往上冲。什么外交官，简直与强盗无异。你们军人历来的作风是横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们的军人呢？公理呢？真是强盗逻辑。想胡搅蛮缠，想讹诈，算是你瞎了狗眼。想到此，他不顾身旁其它官员的一再暗示，硬邦邦地顶回一句：“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的，你们没护照，擅入我新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今天让我退缩办不到，我不能写亡国史的第一页。”
林久治郎一跃而起，把手一挥，像是要把荣臻拂走似的，声音尖厉地威胁道：“这事没法谈了，告辞。”
临走，还回头扔给荣臻一句硬邦邦的话：“日中友好关系的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
一副刁蛮无理、盛气凌人。这些事想起来就让荣臻心烦、气闷。依他的看法，不给日本人一点颜色，他们是不会老实的。可10天前在北平，张学良撑着病体对他讲的那些话又时时撞击着他，“不要抵抗，遇事一定要退让。”平时替别人出惯了主意的荣臻，今天却实在没法替自己拿出个主意。他觉得自己像是处在一条狭窄的山岩上，左走不成，右挪不是。纵使他此刻心里再急也无济于事。
这就是东北军高级将领当时的实际境况。他们像被数只看不见的巨索缠绕着、操纵着。而其中最具力量的，自然是来自南京的那只巨掌。蒋介石8月16日致“铣电”于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正是蒋的这一封“铣电”，导致了东北军高级将领，包括张学良、荣臻和王以哲在内众人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极度混乱。
正当荣臻一筹莫展之际，门外响起了一阵急捉的脚步声。7旅旅长王以哲少将急步走了进来。
“参谋长，日本人已先动手了，怎么办呢？”
荣臻心里没着没落，想了想说道：“再往北平给张副总司令挂个电话，请示一下。”说罢操起了桌上的电话。
一阵呼叫后，传来了北平的声音，荣臻忙提高了噪门：“喂！我是荣臻，请张副总司令听电话。”
“副总司令陪美国武官去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戏去了。”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
“请速转告副总司令，奉天出大事了，我一会儿再去电话。”荣臻垂头丧气地放下电话。
这时，赵镇藩再次来电告急，情况比上一次更具体了一些。
“日军由柳条湖出发，向我大营进攻，现突破西卡门。参谋长，我
们不能等着挨日本人的打啊！”
“在未得命令前，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就是日军进入营房，也不准抵抗。武器都要收入库内。”
“参谋长，这个指示已经报各团长说了，他们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官兵们现在都在火线上，怎么能去收枪呢？”
赵镇藩仍徒劳地苦苦坚持着。
“赵镇藩，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荣臻丝毫不为所动。
“要是日本人要命呢？”
“要命就给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
（）
中国悲剧开场
荣臻的退缩仅仅是悲剧开始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告急电话开锅似地纷纷打来。
航空处：“情况现在危急，机场的40多架飞机怎么办？”
“赶紧飞锦州，锦州不行，辽河以西任何地方都可以。”
奉天城小西门警察哨：“日本人现在攻城，杨言如果不开城门，他们将用炮打，到底开不开啊！”
“听命令，暂时不开。”
奉天监狱：“城上站满了日本兵，用机枪向院内扫射，在禁犯人已有暴动行为，拖下去会出大乱子，到底怎么办啊！”
“情况紧急你就开门放人吧。”
航空处再电：“我支持不了啦！各方派人去找，可飞行员一个也找不到。日本人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处理呢？”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荣臻实在是无力应付这种局面了，就这样，在以后的短短几天内，张学良苦苦经营多年，耗资巨大而亲手建立起来的东北军航空队对战争未起丝毫作用就消亡了。占全国半数的飞机（近300架）还没有升空，更没放一枪一弹，就全部落入了日军之手。这些飞机此后频频出现在中国军队的上空，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来常听在东北坚持抗战的东北军旧部官兵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些飞机这么邪乎、厉害，令人胆寒。
就在荣臻疲于应付接踵而至的电话时，秘电处处长张志忻冲了进来，“参谋长，南京急电。”
荣臻一把抓过，急忙展开来，上面写道：“倾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奉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由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
呃？这么看来日本人是在演习。屋里众人长吁一口气，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刚才还是紧张、沉闷的气氛，现在像是突然间云开雾散，一下子变得轻松热烈起来。
一直惊慌地站在一旁，看着这混乱场面的辽宁省主席藏士毅，这时感到了一种卸下千斤重负的痛快感。作为文职最高官员，他这时是最为关心事态的发展、可也是说不上话的人。一见局势转向平缓，他又摆出了作为地方主人而应有的姿态，脱口道：“唉，这些日本人真没办法。下半夜了，他们的演习估计也快收场了，各位是不是休息休息，吃点东西。”
谁知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又把这些文武大员的美梦击得粉碎。
“参谋长，我是赵镇藩，现在大营内乱成一团，满院子都是日本人，还到处开枪，他们已砸开枪库，抢夺枪支，而且还打死我中校军械官一名，士兵数名，王旅长在你那儿吗？请他火速回营。”
放下电话，荣臻默默无语，一颗心彻底地沉了下去，这个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这时，王以哲上前一步进言道：“参谋长，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是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们还不能还手吗？”
此刻，荣臻心里乱成一团、他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在一场对他来说毫无准备的较量面前，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意志上，他都极惨地败下阵来。
半晌，他抬起头来，对王以哲未置可否地说道：鼎芳（王以哲字），你回去吧，随时来电话。”
“好。”王以哲转身出了公署。
汽车驰进夜幕，呼啸着向城外冲去。刚出城门没多远，一阵乱枪打来，汽车一阵急刹车，随后一头栽到路旁。钻出汽车，王以哲看到前方一片散乱的人影，子弹出膛冒出的阵阵火光，心里骂道：“妈的，路被封锁了。”突然，又是一阵乱枪向这边打来，王以哲一惊，转身向回跑去。
北大营内外，此时枪声已像开了锅似地响成一片。赵镇藩带着传令兵来到了621团3营，眼前的景象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3营官兵眼看着日本人毫无阻拦地狂呼乱喊，乱冲乱打；眼看着前面的弟兄不断倒下，急得顿足捶胸、声泪惧下。一片喧沸声中，一个粗壮的汉子脱口大骂：“这狗日的小鬼子打到眼前了还不让开枪，呆在这等死啊！哪个混蛋说的不让打，我真想杀了他。这当的什么兵，丢祖宗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