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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王国由有产者一手造出，他支配物质，也受限于物质。他为机器的发展立过汗马功劳，但他掌握了机器，却又被机器奴役。回溯过去，有产者曾迸发过无穷无尽的服务热情，曾干出许多拓荒的伟业，由此人类的生产力长足挺进。那时，他赢得了过去，也走进将来，因为将来对于他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将来意味着强盛。那时，有产者关注的不是“从哪里来”
，而是“到哪里去”。这是鲁滨逊的时代，是有产者年轻蓬勃的创造期——有产者还没有成其为有产者。但魔鬼攫获了他的命运，鲁滨逊式的人开始压迫“星期五”。
①他对将来的关注、他的致富意志以及寻觅上流社会位置的紧张行动，把他轻易铸成了一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占优势的新贵族。这种贵族迥然异于其他一切贵族。有产者的出身寒门居多，没有历史上那种贵族的显赫家谱，他的过去太卑微，实在无可攀比。对此，他日后荣耀了起来，也就几近忘却。有产者挣来一份粗俗的奢侈，其生命便安放在这份奢侈
①见英国著名小说家笛福《鲁滨逊飘流记》，“星期五”指鲁滨逊在孤岛上收留的那个土人。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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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奴役中。在这里，奢侈想用生命的色彩把有产者铸成物质的工具，最终，“工具”倒是铸成了，但奢侈也吞食了“色彩”。
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金钱，而日益浸渍着整个社会的奢侈风，更主要的还因于好色。女人成为有产者角逐的重要目标和无限量奢侈的祭品，一种极度的非人性和极度的侮辱个体人格尊严的悲剧发生在这里。
人内在心灵中作为人生存的那些东西统统被扫荡殆尽，甚至连人的肉体形式也被整塑得那么粗俗丑陋，再也不能由此发现任何一点可以表露人的善良天性的外部特征了。为有产者所有的女人们在虚幻的奢侈中沉沦犯罪，充当玩偶，一种标准的人造物空前地被造了出来。这正如卡莱尔的“衣裳哲学”所概括的那样，也正如卡尔。马克思对有产者所作的分析，即有产者的积极作用是拓展物质生产力，而消极的甚至罪的作用是剥削无产者。但卡尔。马克思把有产者纯粹视为一个社会范畴，又免不了流于肤浅。
有产者具有极强的建构虚幻世界的潜力。这个虚幻世界是对真正的真实性世界的扭曲。
这便是最虚幻、最不真实、最令人恐惧的金钱王国。金钱王国失却一切真实的核心，空空荡荡，或者说仅是一个“硬壳”
，然而它却这么强有力地支配着人的生活。它可以颠覆政府，也可以组构政府；它可以发动战争，可以制造失业、贫困、饥饿。金钱铸成人生命中最虚幻的东西，显露人最丑陋的那一面。列昂。布鲁阿说，金钱附有某种神秘，金钱就是神秘。这话确实无讹。金钱王国作为非人性的极限，给私有财产烙上了种种虚幻的印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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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正在毁灭个人财产”的看法，独具慧眼。
有产者对财产发生特殊的关系。审视有产者，涉及如何审视“存在”与“拥有”之间的关系。有产者亲睐“拥有”
，常用“拥有”去评判人，即看人究竟拥有些什么。本来，有产者就是有产，他们拥有金钱、女人、生产工具、社会地位……有产者被可见之物簇拥着和聚合着。这些物不组构人的个体人格。个体人格标志人是什么。一个人即使什么也不拥有，个体人格也留存在他那里。个体人格不依附于资本和财产，相反，倒是它们应取决于个体人格。人格主义视个体人格是一笔真正的财产，为劳动所得。因此，在摈弃资产－资本主义社会时，我们并不摈弃一切财产，而是更加确信个体人的已失去了的这笔财产。我们不允许财产成为奴役人和压迫人的工具。
存于个体人自身的真实核心中的财产，不来自国家和社会。国家和社会不能作为财产的主体，因为它们是“普遍的”
东西。
把财产转让给国家和社会，以为财产属于它们，这是客体化。国家和社会充其量是一个“中间人”
、“调节器”
、“保护者”
，其功能应在于防止财产转换为压迫的工具。
国家、社会以及任何个人也不能成为财产的绝对占有者，否则，从财产中总会滋生出特权。一切特权都在限制和废止之列。被取缔了的暴君的特权不能转让给人民，也不能转让给国家和社会，哪怕是一点点，因为“转让”即意味着新的残忍和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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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对于个体人格仅具有功能上的意义。按财产自身的本性，我们只能限制它。财产唯一的真实即在于使用。财产总相对于人，其功能是为着人的生存。资产阶级世界扭曲财产，以财产来确定人与人的关系，这恰好证实了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和财产对人的奴役。但令人震惊的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喜欢说，每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关联于财产。这里，我们当然要正视这么一个事实，即剥夺个人的财产而把它转交给国家和社会后，人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人就更易沦为奴隶。这一可怕事实应该是对资产－资本主义制度的判决，因为是它使大部分人丧失了财产。这意味着无产者永远无法独立，永远陷落在奴役的位置上。如果财产是人的自由与独立的护卫者，那么，凡每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应拥有财产，无产者这一不幸的现象也不应再继续生存下去。但是，有产者只喜欢假定的前提，不喜欢最后的结论。
他们仅承认财产是自己的自由与独立的基础，而不承认能铸成个体人格的那种自由与独立。
一句话，有产者为自己卖力。
财产具有两重作用：护卫人的自由和独立，也使人沦为客体的和物质世界的奴隶。
现在，财产愈来愈丧失“护卫”
的作用，甚至愈来愈丧失功能上的意义。金钱——非个体性的象征，彰显最大的非个体性。
尽管有产者并不是财产的主体，但有产者以财产的名义，使一切都变得愈来愈隐姓埋名。金钱王国纯粹是虚幻的世界，而另一个纸上的王国即银行收支簿上的数额，也同样是虚幻的世界。谁是财产的占有者，这个占有者究竟如何，丝毫无关宏旨，丝毫也改变不了金钱的虚幻性。金钱王国的可怕不仅在于它欺侮穷人和富人，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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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把人的生存完全掷进了虚幻。有产者王国始终是幻象遮蔽了真实性。幻象是人生存的客体化的最极端的传达。真实性关联于主体性而非客体性。能革新的是主体，不是客体。
通常，人们若谈论某人的财产状况，某人总不免露出些乖巧，要么眨巴眼睛，左顾右盼；要么哼哼哈哈，呆头呆脑。
当然，也并非每个有产者都斤斤计较，都攒着念头积钱。有产者也完全可能成为宽宏廉洁的人，也完全可能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对于布尔乔亚精神、金钱和积蓄，他们或许还会携有几分无私的爱。马克思。韦伯曾说，有产者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显示了“世界的觉醒”。的确，有产者也可能是禁欲者，不沾染任何奢侈风，不为个体人的幸福生活所动，仅做一个观念中的人。而这时甚至也可以说，有产者的生活是幸福的。
圣者所言及的财产和金钱不给予幸福，倒很适宜他们。
在此，我对有产者既是自己的奴隶也是别人的奴隶，颇感兴趣。
有产者受非个体性力量的奴役，人的生存被抛进了客体，这同无产者的遭遇一样。当然，在有产者的天性中也许并不缺少美德，他们也许还是某种道德的风范。但是统治败坏了他们。财产的统治更加是败坏着的。
以为社会制度的改变，如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取代，立刻就可以更新有产者，这未免太天真。有产者已被形式化，其应变能力极强，可以在任何土质里找到自己的生长点。有产者或许是一种永存的现象。有产者可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说，共产主义者也可能是有产者。
深究起来，这涉及灵魂的结构，而不涉及社会的结构。当然，这并不意味无须改革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能自动产出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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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恪守某一宗教信仰的有产者，也未必会相信有另一个世界的生存，更不会相信人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要他为着另一个世界而在这一个世界中作出牺牲，是万万不行的。
他的宗教的质仅仅为他自己服务，仅仅是他在这一个世界中寻找和巩固自己位置的铺路石。当有产者的经济实力衰竭，当他的财产岌岌可危，当无产者揭竿而起，要求改变自己的地位，这时，有产者便喜欢谈及世界的消亡。但这也是声东击西而已。
在有产者眼里，人格主义的末世论前景是头怪物，他完全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感受世界厄运的终止。末世论意味着平庸的资产阶级王国的终止，即对这个王国进行革命的更新。对此，有产者当然不会同意，他当然会始终如一地确信自己王国的昌盛，而有碍昌盛者，尽在他的仇视之列。其实，有产者本身便是末世的佐证，便是世界历史终止的一项动因。
要是没有有产者的生存，世界也许另有一番光景，甚至还会进入永恒。质的无限性是永恒性。有产者恰恰钟情于量的无限性。正基于此，所以终点非到来不可。终点一定会到来。
有产者通过各种渠道实现自身，也通过各种渠道反抗个体人格的实现。
但有产者毕竟是人，他烙印着上帝的意象，具有个体人格的潜能。只不过他是负罪者，是把自己的罪视为德行的人。如果把有产者判作敌人，大张挞伐，这恰恰是不纯正的。
这种作法往往是想在社会动乱中取代有产者的位置，以成为新贵。
必须拒斥有产者的统治和布尔乔亚精神。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财产视为手段。有产者应更改自己的人性，而不应更改对他人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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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革命的诱惑与奴役：革命具有两重意象
革命在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是一桩永在的现象。一切时代都留驻着革命的足迹。早在古埃及，革命就蜂涌不息。那时，它携有极强的目的，历经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后，产生出一套系统的等级秩序。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革命也频频四起。
各个不同时代的一切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为反抗奴役和等级制，无不付诸革命。
客体化世界中没有永恒，没有什么是上帝所造。在那里所能得到的，仅仅是短暂的繁荣和偶尔的安定。当然相对而言，人们也赢得过没有失业、危机、战争和革命的和平日子，只是这一切总转瞬即逝。
更多地，人类还是站立在火山口上，感受那巨大的地热的喷涌。
革命在社会生存中永远不可避免，而冲突和流血似乎永远理所当然。每当革命爆发，有人恐惧和退避，就像大雨临头而各自出逃的鸟儿，四下找寻自己的巢穴；也有人从革命中升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