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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的重要标志。
《圣经》说，对上帝的恐惧是大智的开端。
但与此同时，恐惧也是对人的奴役。
在这个世界中，人体认生与死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却被日常生活削弱，它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并不尖锐。日常生活的各种群体都趋于努力制造人的安全感，即便它们不能帮助人彻底解除生与死的危险性。当人陷于日常生活中，当人被自己的利益所俘获，这时，人则远离生命的深刻，远离系于这层意义上的不安。
海德格尔曾说，是人（ｄａｓ
Ｍａｎ）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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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７６２
生命的悲剧成分弱化。
事实上，一切都具有矛盾和两重性。
习惯性一方面弱化了同生与死的深刻意义相关联的恐惧；另一方面，又制造出另一种与习惯性世界的诸多事务相关联的恐惧。这种恐惧统治着人的全部生活，它规定着政治的大部分导向和宗教的社会化形式。海德格尔曾认为，属于存在结构的忧虑会转化成习惯性的恐惧，要我们注意区分习惯性的恐惧与面临超越时产生的恐惧。其实，这也是导向卑下的恐惧和导向向上的恐惧。向下运动和趋向习惯性，则弱化生与死的恐惧；相反，向上运动和朝向超越，则战胜生与死的恐惧。
一切恐惧都奴役人，但与其轻易陷于习惯性中，不如陷于恐惧中，后者也许还不失为人的一种良好状态。
实现的爱脱出恐惧。无畏是人的高级状态。奴隶的恐惧妨碍真理的启示。
恐惧产生谎言。
人想护卫自己以脱出谎言，但人置于谎言和日常生活的习惯性中，并不是置于真理中。
客体化世界的一切都充满谎言。真理启示无畏。认识真理需要战胜恐惧，需要无畏的美德，需要拒斥危险。曾被体认过的和被战胜了的恐惧可成为认识的源头。认识真理，不给人以恐惧，而是战胜恐惧。
死的恐惧是人最大的恐惧。死的恐惧可能演成卑下的习惯性的恐惧，也可能演成面临超越时的那种恐惧。但死的恐惧总意味着对人的奴役，这是一种人人在劫难逃的奴役。人正受着死的奴役。战胜死的恐惧的奴役标志着人与恐惧的争战取得最大的突破。人的不可缓解的矛盾交织在对死的恐惧上。
人不仅害怕自己的死，也害怕别人的死。
但与此同时，人也会轻松地满意地去杀人，而且唯恐不能杀更多的人，唯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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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不能造生更大的死。
于此，杀害不论是主动的还是潜在的，一律都是犯罪。犯罪关联于杀害，杀害又关联于死亡。进行杀害的不仅是匪徒和强盗，而且在更大规模上还有国家，以及那些握有权杖或者刚刚握有权杖的人们。本来，死的恐惧应有两种：因杀害所产生的死的恐惧和因自然死亡所产生的死的恐惧。但是，在对一切人的大规模的杀害中，却弱化了死的恐惧，甚至死的恐惧在这里已不复存在。死刑和战死也同杀害一样，激活人的恐惧，应一律废止。追究起来，这是人的生存的客体化的结果。
在客体化世界中一切价值都被扭曲，人本来希望成为死的复活者和胜利者，却做了死的杀手和播种者。人去杀害，是为着创造生活，期待生活中将更少恐惧。
人凭藉恐惧去杀害，无论个体人的杀害或是国家的杀害，一切杀害的基础都建在恐惧与奴役上。恐惧与奴役总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人如果真正地战胜了奴隶式的恐惧，那么也就会停止杀害。
人用死的恐惧播种死亡，用奴隶的感受施行统治。
通常，统治者由于无法逃避死的恐惧，便使用杀害。国家也同样如此。统治者面对死亡酷似强盗，而国家则一味地姑息死亡。
审视死亡，我以为没有人能超过费多洛夫的道德意识。
费多洛夫对一切生物的死都感到悲哀，他极希望人能成为复活者。对死的悲哀，一旦引入积极的意义，就不再成为对死的恐惧。复活者战胜死的恐惧。另外，费多洛夫主张，战胜死亡不仅是个体人的事，也是“大家的事”。换言之，这不仅是我的死，也是大家的死。这方面，他自有其正确之处，并且先于我提了出来。只是人格主义在审视死亡与不朽时，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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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９６２
的观点不尽相同。
人不仅战胜死的恐惧，也战胜死的本身，这便意味着实现个体人格。个体人格不能在有限中实现，它必须以质的而非量的无限性（即永恒性）为前提。个体人终究会死去，因为个体人产生在种族过程中。唯个体人格不朽，因为它不是产生在种族过程中。对死的恐惧的克服，是精神的个体人格战胜生物学意义的个体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朽的精神源头可以与人的死亡源头相分离，而意味着整体人的转换。
当然，这不是进化，不是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亏损的结果，无法臻于圆满。它隶属于时间的统治，在时间中定形，而不是一种战胜时间的创造。欠缺、亏损、渴求强大均携有两重性，即既是人的卑下状态，又是人的高级状态。
丰盛也可能是虚假的圆满和虚假的解救。
从亏损趋达丰盈、从贫困趋达富裕的通道，可能是一种向外的进化。这样，在其背后就会遮蔽更深刻的过程，即遮蔽突破决定论的创造的过程和自由的过程。。电子书战胜死亡不可能是进化，也不可能是必然性的产物。战胜死亡是创造，是上帝与人的共同创造，是自由结出的果实。
生命的紧张和狂热关联于死亡，并导向死亡。在自然界的循环中，不可能遏止生与死的更迭。
“年轻人在棺材入口处将挥霍掉生命。”
这话一点不假。
生命的紧张和狂热之所以导向死亡，是因为它含摄在有限中，它不走近无限性－永恒性。
永恒生命的实现，不在于减少和消除生命的紧张和狂热，而在于精神对它进行转化，使它拥有精神的创造积极性。否定不朽意味着生命的凋谢，即拒斥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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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创造是脱出奴役的解救。人在创造高潮的状态中，是自由人。创造是瞬间的心醉神迷。创造成果放置在时间中，创造行动却走出时间。
广而言之，一切英勇的行动都走出时间。
英勇的行动不可能沾带任何目的，而是瞬间的心醉神迷。当然，纯粹的英雄主义也会成为诱惑、骄傲、自我确定，如尼采的和他的马尔罗的英雄主义便属于这一类。
人可以体验各种不同形式的心醉神迷——或斗争的心醉神迷，或爱欲的心醉神迷，甚至也许是愤怒的心醉神迷。在愤怒的心醉神迷中，人特别能感受自己拥有摧毁世界的能力。
另外，还有服务、奉献和牺牲的心醉神迷，即十字架上基督的心醉神迷。
心醉神迷总是人脱出禁锢和奴役状态的出口，也是人进入瞬间的自由自在的出口。但是，心醉神迷可能给人以虚幻的“脱出”
，进而变本加厉地奴役人。人陷于非个体性的宇宙自然力中，会压迫和摧毁自己的个体人格，这也是一种心醉神迷。精神的心醉神迷的特点是：于其中精神不戕害个体人格，而催生个体人格。个体人格应在心醉神迷中走出自身，只是这种“走出”
，仍要留驻自身。
孤单之所以奴役人，便往往由于封闭自身，融进非个体性的自然力。显然，这既是个人主义的诱惑，也是宇宙的和社会的集体主义的诱惑。
在精神的解救中，人趋向自由、真理和爱。自由不可能没有对象，空空然。你去认识真理，真理就把你铸成自由人。
认识真理的前提是自由。不自由地认识真理，不仅没有任何价值，实际上也不可能认识真理。自由必须以真理、意义和上帝的生存为前提。真理、意义和上帝解救人。解救导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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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１７２
理和意义。
自由应是爱，爱应是自由。
唯自由与爱的结合，才能实现自由的创造的个体人格。仅仅确认一种理则，总会扭曲和伤害个体人格，因为每种理则按其本性都可以成为诱惑与奴役的孽根。
自由一旦导向虚幻，也可能成为奴役的孽根。
在客体化中精神会降格，即会从创造的高级状态下降到以适应生存的低级状态。
相反地，在创造中实现的精神却会升格，即会走出物质界的低级状态，变革世界现实。
在审视这个世界的各种关系时，人的意识产生各种幻象。
在幻象中，人感受到自己受奴役，寄解救的希望于另一个世界。人，正是这两个世界的交叉点。意识的众多幻象之一是把这两个世界的区别理解成实体的区别。实际上，这两个世界仅是生存形式上的区别。人从奴役走向自由，从分裂走向整合，从个体人格的泯灭走向个体人格的觉醒，从被动走向创造，一句话，即是走向精神性。
这一个世界是客体化的、决定论的、异己的、法则的、仇恨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精神性的、自由的、爱的、友谊的世界。幻象之二是把两个世界的关系理解成绝对的、客体化的先验性。这样一来，从这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便成为被动的等待，人的积极性也由此被扼杀。对另一个精神性的世界即上帝王国，我们不仅要企盼它，更要以人的创造之举去恭迎它；而对已感染了客体化病毒的这一个世界，则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是精神的革命。创造另一个世界，既不能仅凭藉人的力量，也不能不凭藉人的力量。于此，这会引导我们进入末世论的问题，进入历史终结的问题。这意味着人脱出历史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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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历史的诱惑与奴役：三种时间。对历史终结的两种理解。积极创造的末世主义
施予人的最大的诱惑与奴役，关联于历史。人对历史过程中所显示的历史的沉重和巨大最容易肃然起敬。其实，正是历史的这种沉重和巨大挤压历史，把历史的功绩铸成工具，使历史服务于理性的狡计（即黑格尔所说的ＬｉｓｔｄｅｒＶｅｒｎｕｎWｆｔ）。
前面，我已论及历史与个体人格的悲剧性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在历史的极限中不可缓解。现在我从末世论的前景来审视这个问题。
积极地进入历史便称作历史的个体人格。实际上，历史本身不能发现个体人格，不能发现个体人格的不可重复性、独特性和不可置换性。历史即使朝向个别的事物，也仅对“普遍的”事物感兴趣。历史为着中档次人、为着大众谱写。他们对于历史仅是抽象的单位，而不是具体的生存。为了中档次的人类，每一个中档次的人都被转换成了工具。人即使在历史中发挥作用，历史也并不实现人的目的，而是匍匐在“普遍的”
统治规律下面，以共相的事物凌驾个别的和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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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３７２
事物。于是，人被迫承担历史的全部重荷，人不可能脱出历史，人要在历史中实现自己的命运。
人类历史不是自然界历史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