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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条。试想有一个气势下滑的选手，在比赛中拒绝了他本应该接受的变化，并且还凭借空虚的过分自信硬要去争取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旋涡效应的结果会是如何呢？站在高处来看，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过分迫切地要求赢，结果往往是输。
作为一个竞赛者，我已经慢慢理解了输赢之间的距离是很微小的，有很多办法都能将胜利从失败的手里夺回来。所有伟大的选手都深知这个道理。一流的演员经常会在表演中忘记一两句台词，但是他们总是能用即兴的表演让一切都回到正轨上来。观众们几乎注意不到这样的小事故，这是因为表演者十分完美而放松的表演，他们如同蜻蜓点水一般将发生的错误一带而过，随即进入剧本宁静的意境之中。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真正伟大的表演者们能够把握住那种时刻，让错误为他们所用，用那闪耀着紧迫感和生命力光辉的即兴创作演出来提升自己的表演水平。音乐家，演员，运动员，哲学家，科学家，作家，他们都明白，杰出的作品通常都是从小的错误中得来的。如果这个表演者完全依赖于绝对完美的或者会一直重复的安全感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此这般，一个错误能引发出恐俱、冷漠、半信半疑以及困惑，而这些都将危害到决策的制定。
我时常告诉我年轻的学生们要注意旋涡效应。我教导他们在比赛中，在关键的时刻，保持冷静是可以转败为胜的，另外我还教了一些具体的策略给他们。很多时候，孩子们只需要做两到三个深呼吸，或者在脸上拍点冷水，就可以把那些不好的状态都赶走。还有的时候，必须使用更加戏剧化一点的办法了——假设在一个激烈的对战回合里我感觉到头脑迟钝，这时我就会离开比赛大厅到外面去快跑50米。这个办法也许在旁人看起来十分奇怪，但是它能像冲冷水澡一样完全地赶走我的坏情绪，然后在我重新返回赛场的时候，虽然身上汗湿了，但我又拥有了一份崭新的心境。
作为一个年仅18的少年，当时的我还没想过要完善我的方法论，但是我当时已经认为，避免一系列混合错误的连锁反应是具有广泛应用性的。而之后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些事情，驱使我把这条规则深深地烙进我的灵魂里。
我有一个习惯，每个星期三都会步行两公里去公立116学校，一路上我一边思考有关于课程的问题一边欣赏这沿途的城市风光。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出神地走在第33街，往东走向学校的方向。在曼哈顿生活过的人都很清楚地知道，过马路的时候要仔细看清左右两边的路况。有人开着汽车闯过了红灯，大多数骑自行车的人都在单行道上逆行，而司机们早就已经习惯了要在拥挤的市中心地段躲避熙熙攘攘的人群，大部分的纽约人也早已经对警报器发出的刺耳声音，高音喇叭的声音，还有在我们面前仅仅十英尺距离远的那些飞奔而过的出租车见怪不怪了。世界正常有序地运转着，然而总有些不对劲的事将要发生。
我站在那里，被市中心涌动的人潮包围着，在等红灯的同时还在想着待会准备跟我的学生们讨论的问题。有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她戴着耳机听着音乐，身体不时地随着音乐轻轻地摆动。我注意到她是因为我听到了从她耳机里传出来的音乐鼓点声。她穿着一条灰色及膝裙和一件黑毛衣，脚上是一双典型的曼哈顿办公室职员穿的白色运动鞋。突然，她朝着迎面而来的车流往前踏出了一步。我猜她一定是被这单行道给搞糊涂了。就在她迈出这一步的同时，一辆从天而降的自行车朝她冲了过来，那位骑自行车的人在最后关头努力刹住了车，尽管如此，自行车还是轻轻地撞上了那个女孩，但是没有什么大碍。在我的记忆里，时间在那一秒暂停了。这是那个女孩的一生之中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当时如果这个女孩能够及时退回到人行道上，她就能避开这个小意外而毫发无伤，然而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女孩转过头来咒骂着那个快速蹬着自行车离去的人。
到如今我仍然能清晰地回想起当时的她，背向车来车往的33街和百老汇，对着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大呼小叫，而正是这个人刚刚奇迹般地刹住了自行车，让她没有被撞个四脚朝天。这是一个在我的记忆中被永远封存起来的画面。这个时候，一辆出租车从同样的路口快速地开了过来，把她撞飞了出去，像一条抛物线一样飞出了近十英尺远。那女孩狠狠地撞上了一根街灯柱，不省人事地躺在一片血泊之中。直到救护车和警察赶到了现场，我才继续往学校走去，心里祈祷她能熬过这一关。
当我到达了学校，我依然被刚才看见的惨不忍睹的场面给吓得有点精神恍惚，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渴望，令我想要与我的学生们分享我对这个故事的一些感想。我在讲述的时候省略掉了对那个女孩严重伤势的详细描述，而是采用了一种能够打动学生们的方式来将生命与国际象棋联系了起来，其实这是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我向学生们进行了详细分析，那个女孩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她因为走错了路才拐进了那条车流熙攘的马路。也许戴着耳机的她完全进入了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她才一点也察觉不出来事情的突发性。那位骑自行车的人原本应该成为一个警钟的。女孩并没有受什么伤，但是她没有从这个小事故中机警地做出正确的反应，而是去跟骑自行车的人生气地理论，就这样，她的勃然大怒取代了镇静的理智。女孩的这些反应惊人地和棋手的旋涡效应互相对应——在错误发生了以后，人会习惯性地呆在之前的情感舒适区域，可是也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预感，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这就如同一个最明智的思想家突然之间陷入了自己与自己的战争中，失去了如流水般流畅的思考。我时常在脑海里想象，有两条线在空间中互相朝着对方的方向平行运动，其中一条线是时间，而另外一条则是我们对于某一瞬间的感知能力。我将双手比作那两条线在空中平行运动，给我的学生们做演示。当我们处在当下的某一个时间里，我们正好赶在了时间爆炸性发展的前面，然而当我们出了差错并且思想还停滞在过去那一刻时，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断层。时间在继续流逝而我们却停滞不前。突然间我们清醒过来又能活动了，我们或者正玩着国际象棋，也或者闭着眼睛正要穿过那条马路。然后就出现了那辆出租车。我深信，那堂课是我上过的最动人的一堂。
三年后，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去了位于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参加全国锦标赛。孩子们当时上五年级了，他们是当地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在联赛进行到最后一个回合的时候，我们都对冠军的争夺感到身心疲惫。我在联赛赛场的场外跟孩子们的家长一起等待。以前假如我没有参加竞赛，我总是会对这样的大型赛事感觉无关痛痒。但是由于这些年以来，我一直指导这些孩子们下国际象棋，看着他们一个个茁壮成长，成为生气勃勃的国际象棋赛手，我对于只能在赛场外干坐着等待结果而感到备受煎熬。从这样的经历中，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年我的父亲坚持认为旁观者比参赛者更加紧张，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等着我的学生们走出赛场，不管他们会兴高采烈，还是垂头丧气。伊恩·弗格森出来了，他是一个心思缜密的男孩，经常作自我反省，并且对国际象棋有着奇特的天赋。他赢得了那场比赛的胜利，向我跑过来，我们兴奋地互相击掌来庆贺他的胜利。他跟我说：“乔希，我告诉你，我差点就输了。我走错了一步棋，输掉了我的象，而我的对手面带着微笑令我非常沮丧，我拿起了我的后，就在我准备出棋的那个瞬间，我想起了那个女孩和那辆自行车的故事！”
当时伊恩即将要出的那一步棋很有可能会输掉他的后，进而输掉一整局，然而他突然间记起了在他大约7岁那年上过的那堂课的内容。他用力做了几个深呼吸，抛开所有脑子里的杂念，把意识重新拉回到现实中，让自己恢复镇定，就这样在全国锦标赛上，他赢得了那一场关键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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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改变本能反应
电影《王者之旅》上映的时候我只有16岁，那时的我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成为那一年美国最年轻的国际大师。我在16岁和17岁时两次赢得了美国21岁以下锦标赛的冠军，并且在我17岁那年，我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世界18岁以下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在旁人看来，我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只是一个无法承受这一切的孩子。
当我强迫自己去适应刺眼的媒体聚光灯时，我和国际象棋的关系逐渐变得不那么自然了。我发现自己不是为了对象棋的爱好，而是为了实现好莱坞梦想而下棋了。我意识到了被荣誉和奉承分散注意力的危险，因此我努力想要集中注意力，但终究还是没能成功。有越来越多的象棋爱好者们到赛场来看我比赛并向我索取签名。漂亮的女孩们冲我微笑示意，还给我她们的电话号码。象棋大师们笑得假惺惺，他们都想占据我的头脑。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穿梭在各种赛事中，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很怪异的分离感。有时候我似乎在对面的房间里下棋，却又能看见自己在思考。
这一时期，我开始在一位俄罗斯象棋大师那接受训练，他要求我在国际象棋的领域里必须具备更加严谨的风格。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像所有我们可能接触到的人一样——有文艺气质，富有同情心，风趣——但是在国际象棋的世界里，我们俩却不怎么合得来。他是一位热衷于使用见效慢但却精巧的方法来下棋的系统化战略家。我是一名富有创造力的攻击型的棋手，喜欢国际象棋疯狂的那一面。我以鲍比·菲舍尔和加里·卡斯帕罗夫的精神为指导来下棋，在下棋时把自己逼到边缘，而现在我的新导师要求我把自己投入到相反的感觉中去。我们深入地观察和学习了那些伟大的防御型国际象棋选手，研究了很多彼得罗相和阿纳托利·卡尔波夫的对决。阿纳托利·卡尔波夫是前世界冠军，他是一个特别到好像连他呼吸的空气都跟别人不同的人。他们在对决中各自地发挥出强大的力量，这两位高手一下起国际象棋就变得像蟒蛇打架一样，总是要设法先发制人，不断进攻，直到把对手打击到濒临崩溃，只能苟延残喘。
我刚从中找到一点乐趣，令我烦恼的事情发生了，作为一名棋手，放弃自己的本能反应的后果让我顾虑重重。导师不许我跟着感觉走，他让我问问自己：“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是卡尔波夫的话，他会怎么办呢？”然而比较我与卡尔波夫，他的血液是平静的而我的是沸腾滚烫的，当他在努力搜寻细微的战略优势时，我却渴望得到一种疯狂的动力。每当我试图以令导师满意的方式下棋，国际象棋就会变成一个陌生人，好像我的脑袋被塞进一块的厚重的云，我根本看不见任何变化。我作为一名年轻冠军的那些实力，例如前后一致性，在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