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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干部，以尽快恢复生产。 这个《经验》后来由中央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前委。恢复工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正确对待私人工商业。 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政府就明确规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 提出对于私人企业，须尽力解决好劳资关系，凡是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和解决人民需求的，就应给以各种帮助，让其发展。 如对各地的火磨、烧锅、油坊，我们都继续供应原料保证生产，既满足了军民需要，又增加了财政收入。由于我们采取正确的指导方针，东北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例如，鸡西、蛟河、通化、赛马等各主要煤矿，１９４６年就生产原煤７４万吨，１９４７年增加到２３５万吨。其他主要工业品生产也都大幅度地增长。若以１９４６年产量为１０，到１９４７年，纸为１４，橡胶为５６５，纺织为１９６。
国营工厂的工人，１９４６年有１３００余人，１９４７年增加到５万余人。１９４９年政府发放国营工业贷款２５亿元，使原煤、发电、纸张、纺织品、木村的生产成倍增长。 国营工厂职工人数增加到１２万余人。在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恢复和发展交通事业，同样也是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工作。 我们刚进入东北时，铁路线均为苏军掌握，而且有些已经残破不全。 当国民党进入东北、我军撤出沈阳时，由于运输工具极缺，使得大量物资白白丢弃。 从此，我们十分重视交通问题，各部队均装备有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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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或大车队，东北局也接收了部分铁路，有一部分是与苏军共管的。到１９４７年３月，由我们控制的４８００公里铁路线，基本上做到了畅通无阻。到１９４８年，又修复线路２７００公里，新铺侧线６２公里。 铁路营运里程共达９６００公里。
三、开展对外贸易，换取军民急需的紧缺物资
在敌人占据主要交通干线和大城市后，我解放区被分割。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 那时，即使我们手中的工矿企业全部恢复生产，许多重要物资也无法自己解决，如布匹、食盐、火柴、某些药品、汽油和许多种机器零件都很缺乏。 那时，一麻袋大米只能换到一盒火柴，用“更生布”做的军服一碰就破，军鞋用手一掰鞋底就断。 穿着这样的鞋子怎能打仗？李富春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被迫向我们投降的国民党特务提出，如果我们没有盐，没有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 可见，实行对外贸易以换取必需品是多么的迫切和重要。 其实，这也反映了经济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任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要动员农民生产大批商品粮来保证几十万军队和职工的需要，就必须向他们提供必需的工业品进行交换。 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手中大量的大豆就打不开销路，有些地方眼看成熟了的大豆烂在地里无人收割。 由于大豆价格比烧柴还贱，有人竟用大豆、豆饼做燃料。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同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贸易，用我们的产品去换取必要的紧缺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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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苏联因春旱秋涝谷物歉收，需要进口粮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于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０月两次同苏联远东公司驻哈尔滨代表波伊克商谈，要求进行贸易，但都遭到拒绝。于是在１１月派刘亚楼赴苏联直接与苏联政府外贸部门负责人面洽，苏方开始同意谈判。 他们先提出要粮１５万吨，后又一下子增加到１００万吨，我方代表叶季壮开始只答应给５０万吨。 以后苏方要得越来越多，直至要求每月运交３０万吨。 经过多次谈判，才达成每年出口１００万吨的协定。 对于这笔巨额的贸易，有些同志有不同的议论，但东北局的领导彭真、陈云等一直积极支持。 当时苏方用“秋林公司”
、我方用“东兴公司”的名义进行贸易。 由于缺乏各方面的准备和经验，早期的对外贸易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是运输，一下子集中和调运这么多的粮食，简直难以想象。 因此，运粮问题曾被列为东北解放区第一位的中心工作，东北局为此专门讨论了４个钟头。缺少火车头，确定由吕正操负责解决，要求在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份突击修复２８０台机车。还要组织大批干部、工人集中、保管和装卸粮食，这个工作由李立三、刘向三负责。 至于具体的收购、调运工作，各级地方政府都安排有专人负责。东北财经委员会内部分工由我和叶季壮负责。 各省、县、区都成立了购粮委员会。 各省委并为此发出紧急指示，如合江省委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购粮任务之能否完成，对我解放区之成败，有直接重大影响。”由于上下同心协力，这项外贸任务终于顺利地完成了。 通过出口粮食和肉类换回食盐、布匹和机器零件等，不仅使东、西、北满各根据地的军需供应有了保证，而且普遍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农民们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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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经济上的解放”
、称赞“共产党真有办法”。在开展外贸工作方面，始终得到陈云的热情关怀和支持。 如他到图们、大连和朝鲜了解情况后，在准备和肖华赴南满的前一天，即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０日，曾亲笔写信给我、叶季壮和邵天同志，对于用５００吨麦、２００吨肉类同苏军管理的大连换取食盐、火车零件等问题，作了详细而明确的指示。
四、建立健全财政经济体制，逐步加强和统一财经管理工作
东北的财政经济工作机构、工作体制，也是根据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的需要，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健全起来的。 东北统一政权机构正式建立之前，在东北局领导下，就已成立东北银行、东北军区军工部、东北铁路管理总局、东北贸易总公司等机构，分别由曹菊如、何长工、伍修权、陈云、李富春、吕正操、叶季壮等负责或兼管。 当时为了解决军队的供应和工作的需要，主要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依靠清理没权敌伪物资，以供一时之需。 为此，各省、市、县都成立了“敌伪物资清理委员会”
，负责清理敌伪储存或散失在各地的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 二是辅之以发行纸币。发行纸币开始也是各地根据需要自行办理，并没有统一的计划管理，可以说这只是一种临时应急措施。如当时在沈阳，有时一次就从关内调来上千名干部，组织部门就要临时多方联系，想各种办法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居住问题和必需的办公用具。 实际上财政经济工作尚处于初创阶段，并无可靠的财政来源，只能采取分散自给的方针。 这样就免不了会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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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种种难题，如收支脱节，入不敷出，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物资极度匮乏，人民群众的正常经济生活没有保证。 当时我军各部队正在东北迅速展开，接着又面对国民党的进攻，须进行频繁的流动作战。这就根本谈不上建立正规的财经工作。当中央号召“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财经工作才得以逐步走向正轨。东北的财经工作，开始由东北局财经委员会领导，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财经行政机构，对外称“财经办事处”。
１９４６年８月，新成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置财政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我们都是在陈云具体领导下进行工作的。１９４７年１月中旬，举行东北第一届财政经济联席会议。 我在会上做了《目前财经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叶季壮同志做了《关于金融贸易问题》的报告，李六如同志做了《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林枫同志做了《关于政权改造与生产问题》的报告，彭真同志做了《关于工业建设问题》的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东北解放区着手建立财政经济体制的开始。这次会议前后，预决算制度，对内、对外贸易制度，经济计划制度等都在逐步制定和完善起来。１９４７年４月，又设置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由我任主任，叶季壮、吕正操、李六如任副主任。此时，我们面对的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敌伪物资已经用尽，货币发行平均每人在１３００元以上，已经达到饱和。 而且商业不活跃，工业未恢复，人民生活仍然贫困，群众负担已不能再增加。 当时又是战争环境，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８０％以上，因而包括东北各省在内，财政赤字占财政总支出的７５％以上。 为此，我们一方面大力抓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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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厉行节约，一方面着手建立自己的财务。 首先是清理和集中各单位的资金，用以兴办经济事业，增加财政来源。记得我们刚进入哈尔滨时，针对当时物价飞涨和财源枯竭的严重局面，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 为了掌握市场动态，每天都有市场方面的情况简报。 那时管财经的同志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研究简报，以便了解情况，采取对策。 为了筹集必要的资金，也开始搞商业，如开办松花江银行，进行贸易活动，一个月的利润就高达１０～２０万元。总之，通过各种途径开源节流，以增加收入，为恢复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准备必要的资金。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外贸工作的开展，财政经济形势也在逐步好转。根据支援战争的需要，我们又着手进行统一财政的工作。１９４７年８月中旬到９月下旬，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哈尔滨召开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有各省主席、财政厅长及各有关系统代表共１００余人参加。 会上由李富春代表东北局做报告，我和叶季壮作了发言，各省作了汇报。最后由富春做了总结。会议通过了东北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制定了１９４８年经济建设计划。 会议号召东北各级党政军机关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由分散转向统一，使财经工作能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把统一观点、群众观点与发展观点贯彻到财经工作中，以体现“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算，结成整体”的财经工作方针。我们首先统一了北满７省的财政。到１９４８年６月，南满３省也统一进来了。财政的统一，对于支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对于最后集中全部财力、物力支援辽沈战役，起到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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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的组织保证作用。 在统一财政的同时，进一步整顿了财经纪律，加强反对铺张浪费和打击贪污盗窃的工作。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李富春专门讲了打击贪污盗窃的问题，会后严惩了一些贪污盗窃犯。 这对整顿财经纪律，抵制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１９４７年底，财经办事处撤销，设立经济委员会，由我任主任，陈郁、邵式平任副主任。１９４８年７月改为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兼主任，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