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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经济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进入韩国社会，韩国政府依然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韩国
在韩国，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半岛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朝鲜王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朝鲜王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展，成为朝鲜王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挥着重要影响。
朝鲜王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朝鲜王朝的5oo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日本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o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展。
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生的。大化改新的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孝经》，奖励“孝子”、“贞妇”年，日本开始祀孔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o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o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o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挥了巨大作用。
越南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o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1o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欧洲的影响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次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1687年利玛窦译本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论语》被转译成法文、英文等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从中国回到法国，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的儒家思想并批评西方的堕落。
有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休谟、魁奈、霍尔巴赫、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孟学说，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展。
第八十四章 儒家下
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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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国学十三经》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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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主要派别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6九渊、王阳明、6明鉴。
战国时期儒家内部分化而形成的八个学派。
孔子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誉。而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会胡仲良氏之儒，有也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限于历史文献资料，对战国儒家这八派简述如下：
▲“子张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生于公元前5o3年，卒年不详。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