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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在印度正在做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在打破印度维持了两千年的罪恶的种姓制度。如果大英帝国现在就放弃印度，那么谁来继续这场革命呢？靠甘地这伙损失了一点自己的利益，就由反种姓派变成挺种姓派的小布尔乔亚浪漫主义者吗？”
社会主义阵营人居然被资本主义的发言人指着鼻子谈“革命话题”，这还是第一次。当时的苏联代表气急冲动下反驳道：
“当然不是国大党这种社民党式的投机主义者，而真正扎根于印度低层的党派。”
英国代表点点表示赞同道：“你是说印度共产党吗？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象拉塔尼游击队那样，大英帝国确实相信他们是可以在印度真正地废除种姓制度。”
欧亚联合会议上，英国和中苏两国都是在打嘴炮，但嘴炮的内容传到印度后，却把印度的旧上层给吓坏了。
那种低种姓和贱民出身的“荣誉不列塔尼亚人”，他们只是抢他们的工作和地位，印共？是指拉塔尼游击队的那伙印共吗？这伙人可是要抢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的。就算是给英国当牛做马一百年，印度旧上层们也不愿意看到自己落到“拉塔尼匪帮”的手中的。
就靠着威胁要把印度交给印共，以及利用“荣誉不列塔尼人”分化印度旧上层，英国人将他们在印度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又稳定了下来。
倒霉的甘地当然看得出英国人的险恶用心，但面对这种情况，他又有什么好办法。
印度和新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建立新中国的那伙人，他们中许多人出身也是富农、小地主、小资产阶级，家境都很不错，但这些在革命的年代中，都有“背叛”自己阶级，和自己所在阶级决裂，先革自己命，再革别人命的勇气。
所以会这样，除了两国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不同外，另一个原因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百年，中国在都在无尽的压迫和奋力的抗争中不断“纠争斗争”中走过来。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成功，那是无数先人在尝试了所有道路都失败后，“最后”的选择。
一棵树苗，唯有经历风吹日晒，冰冻雪掩，方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革命最后能成功，在成功之前，已经经历了无数痛苦折磨的考验，用血与火硬生生地煅造出了一批精英。这个位面虽然有林汉开挂作弊，少了许多煅烧，但在林汉出现前，其承受的苦难要比印度这些闹“印独”的所谓“精英”们，要多到不知多少倍去。
躺在病床上，一点点地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甘地忍不住回忆起，他从前访华，在中国遇上传说中的“东方神明”林汉，林汉对他和他的国大党的评价。
“你和你的国大党，最大的失败和错误，就是你们搞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优秀的干部，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或者说百折不饶的印独份子，是怎么培养出来的？不是在报纸上登个广告，写篇文章，打打嘴炮就能吹出来的，而是大浪淘沙，经过激烈而残酷的斗争，用敌人的屠刀来做过滤器，意志不坚定者，淘汰！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淘汰！能力不足者，淘汰！甚至‘运气’不佳者，也会被淘汰！”
“新中国这边的基层组织，就是通过这种以无数革命者生命为代价的淘汰再淘汰，最后才会在无数的尸体上诞生出出来的。这种以无数的革命者的生命为代价的一再淘汰，你们国大党经历过吗？连几个荣誉不列塔尼亚人抢了你们的饭碗的‘痛苦’都不能忍受，把印度交给你们这样的组织去发动革命？嗯，是进行一次‘改良’，指望你们能粉碎印度的种姓制度？我还不如去相信英国人的刺刀更有可能一些。”
当时，林汉如此尖酸刻薄地损着甘地。那时的甘地已经快八十岁了，行将就木的他哪里比得上林汉的尖牙利嘴，被林汉刻薄的言语粉碎了他一生所坚持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信念，甘地的精神垮了。
失去了这口气后，甘地回国后很快就病倒了，湿婆神已向他发出了召唤。林汉当时对甘地毫不客气的指责，事后是受到了组织上的批评，被迫又做了一次检讨。但是他想到自己能用“舌头打倒甘地”，心里简直就是爽歪了，至于检讨什么的，这家伙的脸皮早就厚如城墙。检讨时，是将自己批得一文不值，心里却是坚决不改，还想着什么时候找机会再把甘地这老家伙抓出来再损一次。对于他的德性，李润石主席早就清楚，却也无奈何。
甘地最终在1953年八月时，在绝望中死去。他死了之后，尼赫鲁接过了甘地留下来的摊子，继续和英国人作斗争。只是这时的印度国大党，内部的党员为了自己个人饭碗和利益的问题，在种话问题上也是摇摆不定，造成了很大分裂，为统合这些人的意见，尼赫鲁花了很大的精力。
东南亚独立运动的兴起（1）
因为林汉一家人的“民族主义心态”带来的负面影响，印度比历史上足足多享受了整整十二年的“被殖民”待遇。
甘地死后，尼赫鲁一直努力地挣扎着。但是这时的英国人靠着大批荣誉不列塔尼亚人组成的贱民师和首陀罗师，依旧牢牢地控制着印度。
不光是印度，整个东南亚地区，在林汉邪恶的“三女儿”和同样邪恶的“四女儿”操纵下，这里的命运也同样凄惨。
1955年后，德国人在拿到中东部分油田后，已经心满意足，决定在殖民地问题上对英国持“善意中立”的态度。苏联则因为斯大林垂垂老朽即将死去，苏联内部正为权力交接的问题无瑕东顾。英国人在这儿的殖民统治，此时看上去似乎还再继续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导致英国殖民地解体的最大的两个变数，却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出现了。
首先是中国，1952年后，李润石主席重新回到一把手的位置上，到一九五五年，此时的新中国建国已有整整十八年之久。
十八年的时间，已足够新中国培养出足够多的知识份子阶层。
而这个时候，发展的新中国，则面临着一大问题：过去十八年里，由于政府极其重视教育，培养出了大批知识青年。知识青年诞生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国家工业化进步的速度。
“失业”成为了工业化中的新中国头痛的一个大难题。在另一个位面，新中国同样也建国后的第十八个年头，面临了相似的情况。此时的中国，人口已高达六亿五万，而面临失业危机的学生，却达到2000万之多。——类似的问题，苏联也曾遇到过，而这个位面，苏联没有经历二战，没有足足损失三千万到四千万的人口，前几年也同样爆发过知识青年培养过多，无法提供足够多就业岗位的压力。
斯大林的解决办法是，进行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数十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比如一直让斯大林担心不已的远东地区，就是苏联开发的垦荒开发的重点。（真实历史是在1954年）
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学苏联，就是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了。而这个位面，新中国解决的办法，和历史上也差不多（具体情况，看群内里番），不过另一条出路，则是大规模地向南洋，也就是兰芳移民输出人口。
无论是在新中国自己眼里，还是在外国人眼里，所谓的“兰芳华人民主共和国”，根本就是中国的马甲，是“左手和右手”的区别。死抱新中国大腿的兰华共和国，甚至连货币都坚持使用人民币。从1952年到1955年这三年间，兰芳这儿就接收了来自新中国整整八十万的移民，而且基本上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壮移民——当然，官方上的说法，是帮助兰芳进行开发工作。而这八十万人，全是正当年的青壮，其作用相当于欧洲国家增加两百万的人口。
加上四十年代的中国移民，到1955年为止，光是兰芳的华人人口已经增长到突破五百万之多。加里曼丹岛上的人口结构，到这个时候正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
举个数据大家就明白：（真实历史位面）1950年时，马来西亚的人口总数是647万，1957年时为773万，而这些人口中，华人还占了百分四十，也就是说，非华人只有四百万左右。（注：文莱这时全国大概只有二十万人）。而这个四百万的非华人，是分布在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两个地方。
而在加里曼丹岛，另一股势力是日本占地区，但日本人在这里的移民约有五十万人——所以不多，主要原因是加里曼丹岛地区是热带雨林气候，除少数肥沃的火山地区以外，土地极其贫瘠（前面有说过，过水的雨水冲刷导致土地肥力下降），而生于寒冷之地的日本人，也极不适应这里的热带气候。
日本人送到这里的移民，多是“神佑启明”后被大和抚子认定为“罪人”的日本华族。当时大和抚子毫不客气地将十几华族和国内的“黑五类”份子，全部流放到了这里。
而这个位面，光是加里曼丹岛上的兰芳共和国，华人的数量就突破了四百万人，再算上英属东马来西亚的华人，其总数在五百万以上。加里曼丹岛上，华人一举成为优势人口，占了这里人口总数的七成。
而加里曼丹岛虽然大，有七十多万平方公里，但实际上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被开发的地区，仍然只是沿海和河流两岸的冲岸平原地区。
其中部地区，向内陆就是原始森林，那里面一直是个危险的地方，被人们称为“黑暗的森林”（这种情况哪怕到二十一世纪都差不多）。而这里的中部的森林里面住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土著族，这就是专门猎取人头的达亚克族人。达亚克族人机智勇敢，在原始森林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男人种稻、打猎，女人在家饲养家畜和料理家务，不愿与外界人多接触，更不允许外界人进入他们的住地。
1941年中、英、日三国联瓜分了荷兰人的殖民地。在这场瓜分行动中，英国人宣布将加里曼丹岛中的“东加里曼省”的中北部地区收入囊中，日本人吃下的是余下的东加里曼省和中加里曼省，以及部分西加里曼省的地沿海地区。
日本人表面上在加里曼丹岛圈到了好大一块地，面积甚至数倍于林汉建立的兰芳共和国，足有三十八万平方公里之多。但实际上这里的最好的地盘，反而是被林汉占据的兰芳共和国的坤甸地区——即前西加里曼省地区，这里从前也是荷兰人殖民的重点。
这个时期，由于交通落后的原因，而整个加里曼丹的中部地区大片土地，名义上属于英日两家瓜家，但实际上两家对这里的控制能力无限接近零——热带雨林的原始地貌，毒蛇、蚊虫、瘴气是开发这里最大的阻碍，哪怕是二十一世纪都困难重重，更何况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日本人占领了这里后，很快发现这里条件恶劣得连殖民都很亏本。名义上属于他们的地盘虽大，但当地除了一堆未开化的土人外，能抢的东西和人都没有多少，而这里可怕的热带疾病更是让日本人吃够了苦头，日本人占领这里数年，在内陆地区的收获根本就是得不偿失。日本人和英国人对这里控制，实际上就是派一些探险队进入这里，立个碑，宣布这里属于自己，那就算是控制了。
其控制力度，用形象的比喻过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