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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乳罩，直至抚摸她瓷实的乳房。我的目光若是风儿，她的衣服就是薄薄的纸张，吹一下，飞走一页；再吹一下，又飞走一页。直到将她吹得一丝不挂，然后任我锤炼和“打造”。
介乎陶小北和柳如叶之间的第三种眼神，是给李小南的。
第四种眼神是给郑向洋市长的。这种眼神里只有恭顺和敏捷。这种眼神是被动的，因为我总是像小牛小胡他们捕捉我的眼神那样，千方百计捕捉郑市长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的眼神一下就跳进了郑市长的窗户里去，因此我的眼神已变作了郑市长的眼神，我的眼睛变作了郑市长的“第三只眼睛”！郑向洋市长瞅茶杯，我这第三只眼也瞅茶杯，并迅速去给郑市长茶杯里注满了沸水。郑市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我也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郑市长若工作累了，用眼神告诉我，他想和我玩一玩轻松一下，我就赶快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接见那个匈奴使臣，让郑市长雄赳赳地执刀立于一旁。郑市长若喜欢柳如叶，但郑市长背着手走进蓝天大酒店大厅时，却不能用目光追随柳如叶。因为在任何公众场合，都有很多只眼从各个角度照射、窥视和观察着他。他的眼神若瞥向柳如叶，哪怕只是那种“一瞥”，也会被别人看出“端倪”来。尤其是惠五洲书记的秘书，就会将这样的目光放大，也许就会有一个系统针对这束目光做文章。于是一束目光就变成了一段故事。这样的故事累积多了，郑向洋市长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就坐不稳了，哪一天甚至会被掀翻，让郑向洋市长美美摔一跤，或者栽一个大跟头。
可郑向洋市长又实在想看看柳如叶那张俏脸，此时他的“第三只眼”便派上了用场。有一次，雷秘书打电话告诉我，他要随郑市长去省里开会。雷秘书这以后常与我通电话，我们已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保持着热线联系。我们甚至常常互发短信问候。比如：“我随郑市长在北京，你呢？”“我在局里上班。”我这样“回答”雷秘书。“问李小南好！”雷秘书又发过来。“她也问你好！”我再发过去。有时我们也发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不一定是黄段，我们其实很少发黄段。有一次他随郑市长在三月十二日植树归来，坐在车上给我发来一首题为《植树》的打油诗：
一路警笛声声，
下车前呼后拥；
栽了几棵小树，
干活三五分钟；
记者左拍右照，
任务胜利完成；
地方中午设宴，
喝个迷迷瞪瞪；
先去三楼桑拿，
再去五楼歌厅；
次日头版新闻，
大幅照片刊登；
市里领导植树，
取得圆满成功。
我当即给他回发了两个类似的短信，其一题为《领导的一天》：
安排工作，翻着稿子念念；
检查工作，隔着玻璃看看；
群众上访，糊弄糊弄劝劝；
接待上级，酒桌殷勤献献；
项目动工，镜头前面站站；
出了事故，藏藏掖掖按按；
下乡扶贫，年末下去转转；
主要精力，上级领导见见。
其二题为《干部使用种种》：
裤子改上衣：提拔使用；
男裤改女裤：交流使用；
衬衣改裤衩：降职使用；
风衣改围裙：挂职使用；
背心改乳罩：虽说是平调，但位置很重要！
我和雷秘书互相发来发去的，大多是这样一些具有讽刺现实意味的东西。又比如：“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学校像宾馆，校长像老板，学生像大款”等等。
雷秘书和我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使我随时可获知郑市长的行踪和去向。那次郑市长去省里开一周会，我是在第四天找了点差事赶到省城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柳如叶。我带柳如叶去省城秘密会见郑市长那一年，“性贿赂”这样的提法还远未在报纸上出现，可见我是“开风气之先”。我们在一个四星级酒店住下来，充分享受了高档宾馆的“人性化服务”。那天晚上，我拨通了郑市长的手机。郑市长没带秘书和司机，直接进了我提前预订的高档包房。我们在包房里唱歌，跳舞，喝啤酒，谈人生。我们说一会儿话，在柔美曼妙的乐声中跳一会儿舞；再说一会儿话，再跳一会儿舞。郑市长和柳如叶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啥时候借故离开。我知道离开太早不好，离开太晚也不好。正当我盘算何时离开恰到好处的时候，郑市长问到了我的工作，并且突然冒出一句，他想让我担更重的担子，将马方向调到“铜行办”或“能源办”去当主任。“这个家伙是惠五洲的人，现在惠五洲马上就要调走了，看他再逞能！”郑市长竟恨恨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们说这些话时，柳如叶出去了。我当时十分感激地望着郑市长，说我一定不辜负他的培育之恩。还能有比这更大的恩情吗？没有了！我差点儿就要对郑市长说出什么“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类话来，话到嘴边觉得我毕竟不是柳如叶，无法向郑市长“委身”，才又改口。
为了使郑市长调走马方向的决心更坚决一些，也为了我担任玻管局长更快更保险更有把握一些，我当时几乎不假思索，毫不迟疑使用了“落井下石”这种手法。我对郑市长说：“马（指马方向）这个人品质就是有问题，有一次他亲口诬蔑过您呢！我一直想给您说，可这又有违我一贯的做人原则——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做人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哪怕是一字不差地转述别人说过的话也不成！”说到这里，我脸上现出十分不情愿和沉重的表情，好像我只要将这句话说出来，就等于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你说嘛！给我说有什么关系！”郑市长用鼓励的目光看我。
“为了对您负责，我就破一次例了！”我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对郑市长说：“一次他、他（我又结巴了！）跟我说，郑市长您气量不大，不是一个‘大人’，他当时原话怎么说的来着？总之不是说您‘不是一个大人’，就是说您是一个‘不大的人’。啊呀，我再不能说下去了，总之就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说着，脸上的表情似在竭力回忆着马方向的“原话”。最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脸，然后低下头。
郑市长想了一下，明白了，脸气得像柳如叶的脸一样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个混蛋！”
我心里暗暗叫好：有这几个字就行了，马方向死定了！
这番话竟是我编造的！马方向有一次和我谈到市里一些事，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但不是说郑向洋。一次他去找市人事局长，想给局里再争取几个干部编制，再调几个同志进来，人事局长没有答应。他因此对人事局长很有意见，和我说起这事时，气咻咻地评价人事局长：那是一个不大的人（指小人）。我今天却灵感突至，移花接木，并当即嫁接成功。
柳如叶进来时，我俩已“密谈”完毕。郑市长起身和柳如叶跳舞。一曲舞毕，重新坐下时心情已完全好起来，兴致蛮高地让我给小柳讲个故事。我想了一下就讲：“怀孕女人和坏了的萝卜有何共同点？有三种答案。不动脑筋的说：都没人要；及格的答案是：都是虫子惹的祸；满分的答案是：都拔晚了。”
郑市长大笑，小柳也笑起来。我看他俩开心，又讲了一个。我对小柳说：“你知道李白的妻子和女儿叫什么名字吗？”没等小柳回答，我又接着说：“李白妻子叫‘赵香楼’，女儿叫‘紫烟’。为什么？有诗为证——日照香楼生紫烟！”
郑市长复大笑，小柳也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郑市长一边笑一边又邀小柳跳舞。待他俩跳到光线幽暗处时，我悄悄儿地溜了。
和郑向洋市长建立了这种亲密无间的感情，成为郑向洋市长的另一只眼睛后，我再看马方向时，便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我的第五种眼神。
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搬到已退休的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担任正处级咨询员这三年，马方向局长一直在四楼他原来的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退休后，办公室腾了出来。那次我从省城陪郑市长回来，和马方向局长谈局里的工作。我提出让马方向局长搬进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马方向局长淡淡地对我说，他就不搬了，都是套间，三楼四楼都一样。然后马方向局长又对我淡淡地说：“干脆你直接搬进去吧，要么我搬下去，你再搬上来，麻烦。”
我当时还在三楼政秘科长的办公室办公。马方向局长的意思是，让我直接搬到对门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里去。马方向局长以为他这样说了，我也不会搬的。若是过去的鱼在河，我肯定不会搬的。可我是现在的鱼在河啊！我怎么能不搬呢？我知道我搬了会给马方向局长心上添堵，可我就是为了给他心上添堵啊！不“堵”他，我怎么“流”呢？果然我搬进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后，听说马局长一怔，一句话没说。那天本来原定开党组会，临时改期，马局长说他有点不舒服，不到下班时间，就提前回家了。
自从在郑市长那儿获取了那个重要信息后，我就开始用第五种眼神看马方向局长。这种眼神里很少再有谦恭。有时候却有一种漫不经心或者不以为然，甚至会有一种“视而不见”或者“漠然视之”。这样老板跟我说话便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顾忌，有时他甚至得反过来捕捉我的眼神。比如他跟我谈某项工作，谈了半天我却始终专注地看着墙。一只苍蝇被粘在了墙上。这只苍蝇为什么会被粘在墙上呢？老板刚在那儿用胶水贴了一张作息时间表，刚贴上去，他又觉得那儿不合适，叫小高进来揭起贴在了另一个地方。我进门时小高刚出门。墙上的胶水尚未干透，这只倒霉的苍蝇刚好落在那儿，于是它的脚被粘住。我看它时，它正痛苦地拼命挣扎着，欲离开那个恐怖的地方，可却离不开。于是它没被粘住的几只脚拼命向左右蹬。我突然觉得人可以简单地分作两类：一类是“苍蝇人”，一类是“胶水人”。做“胶水人”当然比做“苍蝇人”好。我若是“胶水人”，小牛小胡冯富强就是“苍蝇人”，我要将他们一个个粘在墙上。我现在甚至连马方向局长都想粘在墙上呢！
那天老板给我谈那些工作时，我去了一次厕所，看了一会儿苍蝇，接了两次手机。其中一次到老板办公室外面接，一次就在办公室里面接。在办公室里面接的时候，我大声讲话，差不多讲了有十分钟。接完手机收了线，才对老板说：“你继续说，我听着呢。”
老板那天给我谈的是局里的人事安排问题。比如让某某做总工程师，某某做政秘科长，某某做工会主席，某某做督察科长。我其实根本不想跟他谈这个问题。于是我就上厕所，看苍蝇，接手机。老板见我一直不接他的话茬儿，甚至不接他的眼风，终于退缩了。他也就不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咱们以后再谈吧！”
随后老板就出国去了。
局里没人知道老板像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一样，是被“委员长”逼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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