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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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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⑤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颇有影响。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2)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却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道: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⑥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⑦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这里有一点有趣的联系,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试看下表:
    如果我们再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证明,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过共同的战斗。⑧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⑨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且尖锐抨击孔丘,指出: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⑩胡适已经明确认识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正表现出了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这篇《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
    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
    他说的确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正好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呢!
    ①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
    ②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连载于《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号(同年9月1日出版)。
    ③ 陈独秀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3号、4号及第3卷第6号。另有《袁世凯复活》及《再论孔教问题》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和第5号。此处引文见《复辟与尊孔》一文。
    ④ 《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报载的烈妇烈女事均见胡适此文。
    ⑤ 《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发表。后来三篇一并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三版注)
    ⑥ 《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3)
    一句,原作“这是我所期望于你”;后收入《尝试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全诗删。
    ⑦ 《汪长禄致适之先生》及胡适的《再论“我的儿子”》,均载《每周评论》第3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改题《“我的儿子”》,中收“汪长禄先生来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⑧ 近年有人认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批判“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的‘顺应社会’的谬论”,并且“明确地与胡适划清了界限”。(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所载《鲁迅与进化论》。)这种说法似乎不切合鲁迅文章及当时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实际情形。不仅鲁迅此文所攻击的对象,正面主张父母于子女无恩,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多与胡适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话,易卜生《群鬼》剧中阿尔文的话,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怀,非胡适所能及;但胡适的文章发表在先,对同在《新青年》团体的鲁迅也大概不无影响罢。见到鲁迅文章中一个“实用主义”(分明说的是“数年前”的),就贸然肯定是批判胡适,而且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似乎根据太不够了。
    ⑨ 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23日:“又陵来谈,他把他的《爱智庐文录》二卷的抄本给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人,《文录》中这一类的文章最多。我允为作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63页。
    ⑩ 见《吴虞文录序》,原载1921年6月21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吴虞的文集,原抄录本称《爱智庐文录》,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仿《胡适文存》例,改题《吴虞文录》,有胡适之序。
     见1924年5月2日《晨报副镌》第95号所载《吴虞先生的来信》。
     何键的“佳电”,是1935年2月9日致广东当局的电报。原载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环日报》;《独立评论》第149号所刊胡适的《杂碎录》转载。实在是一篇尊孔卫道的妙文,特录其全文如下:
    顷读余子敬诸先生《孔子教化与最近二十年的关系之窥测》一文,深切严明,狂澜砥柱,敬佩曷既!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数千年来,礼教人伦,诗书典则,赖以不坠,教化所被,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有识同钦。虽后儒穿凿附会,学昧本源,究无损于大道之光明。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产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始扫地荡尽。
    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据闻胡氏生平言论矛盾,教他人以废弃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读经。如果属实,则居心更不堪问。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甚愿二三卫道君子,扶持正义,转移劫运,无任祷企。何键叩,佳印。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1)
    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当时有《新青年》团体结成阵线,因而声势不凡,影响及于全国。而要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站住脚根,却全靠每个人的学问本事。
    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
    现在,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课,而且教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重头课,能行吗?学生们有些怀疑,守旧的学生说“胡适胆大脸厚”;教师中间就更不待讲,有的干脆等着看胡适的笑话。
    果然,讲义一发下来,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那位陈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其实这位陈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学史是史,怎么会是“哲学的大纲”呢?①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②
    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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