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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
说的是现在。
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
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
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
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⑦，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
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⑧之意。
可是革命终
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
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
“咸与维新”⑨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
于是它们爬上来了，
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⑩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
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
这
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
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
人提起了。
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
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⑿。
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⒀，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
报仇。
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
罢。
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
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
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
从这一点看起来，
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⒁里的杨荫榆⒂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 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⒃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⒄是直道。
中国最多的却是枉
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
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
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譬如不打落水狗说，
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
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
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
结果反成为纵恶。
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
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
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
这时正在我这里。
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
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
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
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
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
“投石下井”⒅，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
之故。
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
是要的，然而尚早。
这就是“请君入瓮”⒆法。
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
言之成理。
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
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
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
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
“费厄”而亦不可得。
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
“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
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
能有较好的路。
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
没有划一。
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
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
所以倘有人要普遍
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
但现在
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
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
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
坏狗也则打之。
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⒇而已矣。
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
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
因
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
喊，好人仍然受苦。
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
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
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
但他得救之后，
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
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
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
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22），却正以这一
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
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
却不说一句话。
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
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 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3）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
所。
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
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
以臻于郅治。
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
民国
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
碗筷饭菜，
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24）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
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
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
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25），我们的耳根
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
“费厄泼赖”尤
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
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
（26），《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
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
了罢？”（27）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
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
但这“费厄”却
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
八 结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
烈罢。
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
也已经无以复加了。
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
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② 林语堂（1895—1976） 福建龙溪人，作家。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曾任
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丝》撰稿人之一。
当
时与鲁迅有交往，后因立场志趣日益歧异而断交。
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
《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
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
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
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其中说“‘费厄泼赖’
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
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
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
样条件，能驾人，也须能挨骂。
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
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
③ “费厄泼赖” 英语Fair 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
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
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
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
并自称英国是一个费厄泼赖的国度。
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自己的
丑恶和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漂亮口号。
④ “义角” 即假角。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
十二月十二日）《闲话》中攻击鲁迅说：“花是人人爱好的，魔鬼是人人厌恶的。
然而因为要取好于众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颜色，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我们非但觉
得无聊，还有些嫌它肉麻。
”意思是说：鲁迅的文章为读者所欢迎，是因为鲁迅为
了讨好读者而假装成一个战斗者。
⑤ 指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人。
吴稚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京报
副刊》发表的《官欤——共产党欤——吴稚晖欤》一文中说：现在批评章士钊，
“似乎是打死老虎”。
周作人在同月七日《语丝》五十六期的《失题》中则说：
“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
……一旦树
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
”
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