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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会旗。
〔5〕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关于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
诬蔑死难的女师大学生杨德群说：“杨女士湖南人，……
平常很勤奋，开会运动种种，总不大参与。
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
停课一日，叫学生们都去与会。
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
一个教职员
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
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
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她，也中弹死。
”但事实上，当日女师大并未“叫
学生们都去与会”，而是学生自治会向教务处请准停课一日。
《现代评论》第三卷
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登有女师大学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给陈西滢的辩
诬信，说明杨德群平时“实际参与种种爱国运动及其他妇女运动”，当日与同学们
一同出校，“沿途散发传单，意气很激昂”，揭穿了陈西滢造谣惑众的险恶用心。
〔6〕“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等，是陈西滢诬蔑当时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
的话。
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发表的讨论“节育问题”的《闲话》中
说：“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没法可想，何况一般普通人，因此，依
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许多人唯一的路径。
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
……
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
人，也何尝不是如此。
”
〔7〕山格夫人（M．Sanger） 通译山额夫人，美国人。
自一九一四年起，她
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出发，积极提倡节制生育运动。
一九二二年四月曾来我国从事宣传。
〔8〕“有些志士” 指那些反对节育宣传的人。
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晨报
副刊》载署名怀素的《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一文，曾引用安徽省立第二师
范学校校长胡晋接的讲演辞，其中说：“最新潮流之结果，果如何乎。
吾一推究之，
不禁毛发森然，不寒而栗。
盖其结果，乃一极凶之现象，即‘家破种灭国亡’是也。
”
“而又有山额夫人之制育方法，制育药品，以为其助缘。
此种新文化，如不能普及，
则亦幸耳。
多普及一人，即灭此一人之种。
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种。
若真普
及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
”
〔9〕关于教育部和教育界为“苏俄的金钱”发生纠葛，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
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经费困难，特向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借拨十万元，
并拟将此款按照预算平均分配给北京国立大学、公立中小学、教育部及其分设机关。
而当时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教职员则反对这种分配方法，认为此款只能用于北京专
门以上学校，因而和教育部发生纠葛。
〔10〕清末，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
团运动。
他们采用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
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诬蔑为“拳匪”。
义和团开始提出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一些领导人把口号改为“扶清灭
洋”。
一九○○年（庚子），俄、德、美、英、法、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
组织侵华联军，残酷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并攻占北京，迫使清王朝于一九○一年
九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索取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就是所谓
“庚子赔款”。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
〔11〕大师兄 义和团中较小的头领。
义和团练拳，约以二十五人为一团，每
团立一头领，称为大师兄。
学界的三魂〔1〕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
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
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
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
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国魂也该这样。
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
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
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
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3〕宋重理学〔4〕而有高帽
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则”。
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
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
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
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
“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
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
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
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
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
当这“呜呼哀哉”之前，
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
”（《国民新报副刊》四
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
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
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
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
”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
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
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
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
社会诸色人等，
爱看《双官诰》〔7〕，也爱看《四杰村》〔8〕，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
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
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
但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
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
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
他们便大骇怪。
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
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
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
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
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
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
但他所希
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
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
那末，当然也得
打倒的。
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
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
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但是，当此连学
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
“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
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
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
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
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
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
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
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
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
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
〔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
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
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
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
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
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
‘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
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
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弹。
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
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
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
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
别人的褒奖，本不应
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
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
论》五十）道：‘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
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
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
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
开罪“思想界的权威”。
’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
‘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
现在
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
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从此，我就以别人所说的‘东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样，
加于陈源之上了，这回是用了一个‘通’字；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
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
如果我没有做，那是
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
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
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
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
是他掷来。
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
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
在马弁们的眼里
虽然是‘土匪’，然而‘盗亦有道’的。
记起一件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