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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就添了一门新功课，除陪客之外，投稿，看稿，绍介，写回信，催稿费，编辑，校对。
但我毫无不平，有时简直一面吃药，一面做事，就是长虹所笑为“身心交病”的时候。
我自甘这样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点报偿。
有人要我做一回踏脚而升到什么地方去，也可以的，只希望不要踏不完，又不许别人踏。
然而人究竟不是一块踏脚石或绊脚石，要动转，要睡觉的；又有个性，不能适合各个访问者的胃口。
因此，凡有人要我代说他所要说的话，攻击他所敌视的人的时候，我常说，我不会批评，我只能说自己的话，我是党同伐异的。
的确，我还没有寻到公理或正义。
就是去年的和章士钊闹，我何尝说是自己放出批评的眼光，环顾中国，比量是非，断定他是阻碍新文化的罪魁祸首，于是啸聚义师，厉兵秣马，天戈直指，将以澄清天下也哉？不过意见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适值在狭路上遇见，挥了几拳而已。
所以，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
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
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
再说一遍：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至于被利用呢，倒也无妨。
有些人看见这字面，就面红耳赤，觉得扫了豪兴了，我却并不以为有这样坏。
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帮助”。
文字上这样的玩艺儿是颇多的。
“互相利用”也可以说“互助”：“妥协”，“调和”，都不好看，说“让步”就冠冕。
但现在姑且称为帮助罢。
叫我个人帮一点忙，是可以的，就是利用，也毫无反感；只是不要间接涉及别的人。
八月底我到上海，看见狂飙社广告，连《未名丛刊》〔２０〕和《乌合丛书》都算作“狂飙运动”的工作了。
我颇诧异，说：这广告大约是长虹登的罢，连《未名》和《乌合》都拉扯上，未免太会利用别个了，不应当的。
因为这两种书，是只因由我编印，要用相似的形式，所以立了一个名目，书的著者译者，是不但并不互相认识，有几个我也只见过两三回。
我不能骗取了他们的稿子，合成丛书，私自贩卖给别一个团体。
接着，在北京的《莽原》的投稿的纠葛发生了，在上海的长虹便发表一封公开信，要在厦门的我说一句话。
这是只要有一点常识，就知道无从说起的，我并非千里眼，怎能见得这么远。
我沉默着。
但我也想将《莽原》停刊或别出。
然而青年作家的豪兴是喷泉一般的，不久，在长虹的笔下，经我译过他那作品的厨川白村〔２１〕便先变了灰色，我是从“思想深刻”一直掉到只有“世故”，而且说是去年已经看出，不说坦白的话了。
原来我至少已被播弄了一年！
这且由他去罢。
生病也算是笑柄了，年龄也成了大错处了，然而也由他。
连别人所登的广告，也是我的罪状了；但是自己呢，也在广告上给我加上一个头衔。
这样的双岔舌头，是要螫一下的，我就登一个《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这一下螫出“新时代富于人类同情”的幽默来了，有公理和正义的谈话——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还有希望——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这两段只要将“介绍外国作品”改作“挂着批评招牌”，就可以由未名社赠给他自己。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然而我幸不至此，因为我确是一个平凡的人；加以对于青年，自以为总是常常避道，即躺倒，跨过也很容易的，就因为很平凡。
倘有人觉得横亘在前，乃是因为他自己绕到背后，而又眼小腿短，于是别的就看不见，走不开，从此开口鲁迅，闭口鲁迅，做梦也是鲁迅；文字里点几点虚线，也会给别人从中看出“鲁迅”两字来。
连在泰东书局看见老先生问鲁迅的书，自己也要嘟哝着《小说史略》之类我是不要看。
〔２２〕这样下去，怕真要成“鲁迅狂”
了。
病根盖在肝，“以其好喝醋也”〔２３〕。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倒也还不失为一个有些豪兴的青年。
然而也要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至少，也要有自己心里明白的勇气，费笔费墨，费纸费寿，归根结蒂，总逃不出争夺一个《莽原》的地盘，要说得冠冕一点，就是阵地。
中国现在道路少，虽有，也很狭，“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
但若满身挂着什么并不懂得的科学，空壳的人类同情，广告式的自由批评，新闻式的记载，复制铜版的新艺术，则小范围的“党同伐异”的真相，虽然似乎遮住，而走向新时代的脚，却绊得跨不开了。
这过误，在内是因为太要虚饰，在外是因为太依附或利用了先驱。
但也都不要紧。
只要唾弃了那些旧时代的好招牌，不要忽而不敢坦白地说话，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就成为踏脚石的。
我并非出卖什么“友谊”或“同情”，无论对于识者或不识者都就是这样说。
一九二六，十二，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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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四期。
〔２〕“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和下一标题“这里的广告却是批评”，均见《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
〔３〕“批评工作的开始”等语，见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发表的《批评工作的开始》。
〔４〕“《心的探险》。
实价六角“
等语，见未名社一九二六年七月出版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版权页后的《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
下一句引语出处未详。
〔５〕“幽默与批评的冲突”，见《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走到出版界。请大家认清界限》。
〔６〕亚拉借夫鲁迅所译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个人物。
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
“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
……使我想像到亚拉藉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哥哥尔，通译果戈理（Ｈ。Ｂ。YLZLM＇，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等。
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时代的命运》中说：“希望鲁迅先生保守着‘孤独者’的尊严，写一部死魂灵出来。”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琐记两则》中说：“我希望未名社诸君……去接触罗兰的精神。”〔７〕纪晓岚（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名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文学家。
这里所引的故事见所著《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
“吴士俊，尝与人斗，不胜，恚而求自尽，欲于村外览僻地。
甫出栅，即有二鬼邀之；一鬼言投井佳，一鬼言自缢更佳。
左右牵掣，莫知所适。
俄有旧识丁文奎者从北来，挥拳击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归。
士俊惘惘如梦醒，自尽之心顿息。“
〔８〕我真不能不叹人心之死尽矣这是模仿高长虹的文句，高在《狂飙》周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不料不久以后则鲁迅亦以我太好管闲事矣！此真令我叹中国民族之心死也！”
〔９〕“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发表的《答国民大学Ｘ君》中说：“‘生存竞争，天演公例’，十一二岁时我从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课本上已经知道了。”彪门书局，应作彪蒙书室。
这里所说的课本，当指清代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彪蒙书室出版的初级蒙学用书《格致实在易》。
〔１０〕给……原为高长虹在《狂飙》周刊陆续发表的一组情诗的标题。
这一节的文字，皆集自高长虹发表于《狂飙》周刊的文章，并略加改变而成。
〔１１〕光华书局一九二五年创办于上海，当时的经理是沈松泉。
《狂飙》周刊和《狂飙丛书》第三种皆由该局出版发行。
〔１２〕《莽原》文艺性刊物，鲁迅编辑。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停刊。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发行。
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１３〕《狂飙》周刊，高长虹、向培良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附《国风日报》发行，至十七期停刊；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复刊，由光华书局出版，次年一月停刊，共出十七期。
〔１４〕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但要找当时骂人的口实时，则也怕还是从我开始的吧！直到现在还很风行的‘他妈的！’那几个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绵袍的世界》之初次使用”。
又说，“若再述一件琐事，则鲁迅更不应该，当‘他妈的’三字在绵袍的世界初次使用的时候，鲁迅看了，惊异地说：
‘这三个字你也用了！’……我们看鲁迅《论他妈的》一文，却居然有‘予生也晚’云云了！“
〔１５〕稿件的纠葛因为一九二六年韦素园接编《莽原》半月刊时未采用高歌和向培良的几篇稿件，高长虹便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上发表《给鲁迅先生》、《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进行指责和攻击。
〔１６〕“运动”这是对高长虹等人的“狂飙运动”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