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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归咎于编辑先生，只以为中国的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着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杂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了。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
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现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来做例子罢，那开头是——“最近以来，有些杂志报章副刊上很时行的争相刊载着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绝对无定型，不受任何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则无所不谈，范围更少有限制。
为其如此，故很难加以某种文学作品的称呼；在这里，就暂且名之为杂文吧。“”沉默，金也。“〔８〕有一些人，是往往会”开口见喉咙“的，林先生也逃不出这例子。
他的“散文”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骈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散文”（Ｐｒｏｓｅ）的意思：胡里胡涂。
但他的所谓“严肃的工作”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
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９〕，普通叫“八股”。
做这样的文章，抱这样的“文学观”的林希隽先生反对着“杂文”，已经可以不必多说，明白“杂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务的重要了；杂志报章上的缺不了它，“杂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见正非“投机取巧”，“客观上”是大有必要的。
况且《现代》九月号卷头的三篇大作〔１０〕，虽然自名为“文艺独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来判断，“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实也正是“杂文”。
但这并不是矛盾。
用“杂文”攻击“杂文”，就等于“以杀止杀”。
先前新月社宣言里说，他们主张宽容，但对于不宽容者，却不宽容，〔１１〕也正是这意思。
那时曾有一个“杂文家”批评他们说，那就是刽子手，他是不杀人的，他的偶然杀人，是因为世上有杀人者。
〔１２〕但这未免“无所不谈”，太不“严肃”了。
林先生临末还问中国的作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我们为这暂时的“杂文家”发愁的也只在这一点：现在竟也累得来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采取”的“杂文”，不至于忘记研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么？
但愿这只是我们的“杞忧”，他的“杂文”也许独不会“非特丝毫无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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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南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直。
〔２〕“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一九三四年三月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接着，该刊第三期又在《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征文题下刊出十五篇应征的文章。
在讨论中，有些人对战斗的杂文持否定态度，要求作家致力于创作“伟大的作品”。
〔３〕“灯火倍可亲”语出唐代韩愈《符读书城南》诗：“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
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
〔４〕浑人的这篇文章，题为《伟大的作品在哪里？》。
〔５〕门罗主义一八二三年十二月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外交政策原则。
它以“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为口号，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其实质是为了让美国资产阶级独霸整个美洲。
〔６〕《现代》文学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
自第六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起，改为综合文化杂志，汪馥泉编辑。
一九三五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文艺独白”，该刊第四、第五卷的一个专栏。
〔７〕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是上海大夏大学学生。
〔８〕“沉默，金也”
流行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谚语：“口才是白银，沉默是黄金。”
〔９〕“制艺”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
明、清两代一般指八股文，它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命题，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各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共合八股。
〔１０〕指施蛰存的《我与文言文》、黎君亮的《文学与政局有关？》和林希隽的《杂文和杂文家》。
〔１１〕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
约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陈源、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
他们先后依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
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开设新月书店，次年三月创办《新月》月刊。
这里说的“宣言”，指《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刊载的《敬告读者》一文。
其中说：“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
〔１２〕这是鲁迅一九三○年一月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后收入《三闲集》）一文中对新月社宣言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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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计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报》（一月七日）〔２〕用“要电”告诉我们：“闻陈（外交总长印友仁）〔３〕与芳泽〔４〕友谊甚深，外交界观察，芳泽回国任日外长，东省交涉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之解决云。”
中国的外交界看惯了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这样的“观察”，原也无足怪的。但从这一个“观察”中，又可以“观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电”告诉了我们：“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日陆战队到山海关在车站悬日旗……”
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闻”告诉我们“陈友仁对东省问题宣言”云：
“……前日已命令张学良〔５〕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
然则“友谊”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国联”〔６〕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国，专讲这些的，这真只得“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了。也许爱国志士，又要上京请愿了罢。当然，“爱国热忱”，是“殊堪嘉许”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轨”，第二还是自己想一想，和内政部长卫戍司令诸大人“友谊”怎样，“私人感情”又怎样。倘不“甚深”，据内政界观察，是不但难“得一较好之解决”，而且——请恕我直言——恐怕仍旧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７〕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拟一宣言，结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计也！”然而又要觉悟这说的是真话。
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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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上海《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白舌。
〔２〕旧时新年各日报多连续休刊几天，所以《申报》到一月七日才出新年后的第一回。
〔３〕陈友仁（１８７５—１９４４）原籍广东顺德，出身于华侨家庭，一九一三年回国，曾任孙中山秘书及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职。一九三二年一度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旧时在官场或社交活动中，对人称字不称名；在文字上如称名时，则在名前加一“印”字，以示尊重。
〔４〕芳泽即芳泽谦吉，曾任日本驻国民党政府公使、日本外务大臣等职。
〔５〕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
〔６〕“国联”参看本卷第３５４页注〔５〕。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依赖国联，如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就说：“当事变之初，中国即提请国联处理，期以国际间保障和平机关之制裁，申张正义与公理。”〔７〕“自行失足落水淹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地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时，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屠杀和逮捕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连环图画”辩护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
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自然，这话里，是埋伏着许多问题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样的电影，倘用美国式的发财结婚故事的影片，那当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确另外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讲义，见过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学书。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
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前几天，我在《现代》上看见苏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艺论者的立场，将“连环图画”一笔抹杀了。自然，那不过是随便提起的，并非讨论绘画的专门文字，然而在青年艺术学徒的心中，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我们看惯了绘画史的插图上，没有“连环图画”，名人的作品的展览会上，不是“罗马夕照”，就是“西湖晚凉”，便以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宫〔２〕——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宫——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艺术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３〕，《最后之晚餐》〔４〕，读者就不觉得这是下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
在东方也一样。印度的阿强陀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