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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美国惠特曼、法国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作家的作品作插图。
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还出版过他的连环画《光明的追求》、《我的忏悔》和《没有字的故事》。
〔５〕陀密埃（１８０８—１８７９）通译杜米埃，法国讽刺画家，擅长石版画。
戈耶（１７４２—１８２８），西班牙讽刺画家，擅长铜版画。
〔６〕耶稣的这段话，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自选集》自序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学革命”〔３〕的时候的。
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
见过辛亥革命〔４〕，见过二次革命〔５〕，见过袁世凯称帝〔６〕，张勋复辟〔７〕，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８〕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
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
首先，就是为此。
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
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我想，这是很不好的。
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９〕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
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
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
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
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
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
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
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
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
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１０〕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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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这本《自选集》内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呐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Ｑ正传》、《鸭的喜剧》；《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故事新编》中的两篇：《奔月》、《铸剑》；《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猫。鼠》、《无常》、《范爱农》。
共计二十二篇。
〔２〕《新青年》参看本卷第３０５页注〔１６〕。
《新青年》最初的编辑是陈独秀。
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复、吴虞等。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新青年》团体逐渐发生分化。
鲁迅是这个团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３〕“文学革命”指“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
〔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夺。
〔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
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称为“二次革命”。
它很快就被袁世凯扑灭。
〔６〕袁世凯称帝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
原为清朝大臣，他在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实行帝制，自称皇帝，定年号为“洪宪”；同年三月被迫撤销。
〔７〕张勋复辟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
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军时，从徐州带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为等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８〕“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凯雷尼信中的话，鲁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语见屈原《离骚》。
鲁迅曾引用它作为《彷徨》的题辞。
〔１０〕这两句话，引自《呐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１〕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
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２〕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３〕的变幻，又在《新小说》〔４〕上，看见了焦士威奴（ＪｕｌｅｓＶｅｒｎｅ）
〔５〕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
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ＨAＲｉ*洌澹颍龋幔纾纾幔颍洌┑男说了，〔６〕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
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
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
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７〕，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
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
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Ｒａｍａ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８〕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
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
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９〕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１０〕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１１〕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１２〕，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１３〕，而重译尤令人讨厌。
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ＬAＡｎｄｒｅｅｖ）的作品里遇*搅丝植溃⒍景纤绶颍ǎ虯Ａｒｔｓｙ－ｂａｓｈｅｖ）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ＶA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１４〕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Ｍａ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