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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说的什么新旧三都的伟观，南北两京的新气〔２〕，固然只要看见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连讲外国的游记，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但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３〕，一就是这《苏联闻见录》。
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
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
虽然中间遇到好像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
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
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却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
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
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
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
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
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
该杀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
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不能责成作者全都负担起来，但读者是万不可忽略这一点的，否则，就如印度的《譬喻经》所说，要造高楼，而反对在地上立柱，〔４〕据说是因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楼一样。
我不加戒备的将这读完了，即因为上文所说的原因。
而我相信这书所说的苏联的好处的，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十来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
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
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
这一部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上海《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书评”栏，题为《“苏联闻见录”序》。
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黄岩人，五金工人。
原在巴黎做工，一九二九年因法国经济危机失业，一九三○年应募到苏联做工。
《苏联闻见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２〕新旧三都指南京、洛阳和西安。
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一二八战争时，又曾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
南北两京，指南京和北京。
〔３〕胡愈之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论家。
他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４〕《譬喻经》即《百句譬喻经》，简称《百喻经》。
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齐求那毗地译，是佛教宣讲大乘教义的寓言性作品。
这里所引的故事见该书的《三重楼喻》：“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无所知。
到馀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
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财钱，不减于彼，云何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楼。
即唤木匠而问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
即便语言，今可为我造楼如彼。
是时木匠，即便经地垒作楼，愚人见其垒作舍，犹怀疑惑，不能了知。
而问之言：欲作何等。
木匠答言：作三重屋。
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
木匠答言：无有是事。
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
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
时人闻已，便生怪笑。
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论“第三种人”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２〕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
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
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４〕。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
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
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
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
——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
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
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
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
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７〕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
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
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８〕：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
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
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
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
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
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
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
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９〕。
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１０〕。
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
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
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
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１１〕那样伟大的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