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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朗该罗，达文希〔１１〕那样伟大的画手。
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
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１２〕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１３〕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了！“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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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上海《现代》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他自称“自由人”，一方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方面则对当时“左联”所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进行攻击，认为“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
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反击。
洛扬（冯雪峰）在《文艺新闻》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发表了《致文艺新闻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
假面具掩盖下的反动实质。
由此苏汶（即杜衡）就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认为当时许多作家（即他所说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搁笔”，是因为“左联”
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霸占”了文坛的缘故；并在文中对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
于是“左联”也就继续对胡秋原、苏汶等加以反击和批判。
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这情形下发表的。
〔２〕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
当时胡秋原曾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结；托洛茨基派同国民党反动派一鼻孔出气，诬蔑中国工农红军为“土匪”。
〔３〕“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的话：
“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
作者，老实说，是多少带点我前面所说起的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气味的。“〔４〕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所说的话：”诚哉，难乎其为作家！……他只想替文学，不管是煽动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着一线残存的生机，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导者们算出命来，派定他是那一阶级的走狗。“
〔５〕苏汶（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人，当时《现代》月刊的编辑。
这里所说苏汶的文章，即上述《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现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载《“第三种人”的出路》。
〔６〕“左而不作”见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
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
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还不如左而不作。
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７〕苏汶的这些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有了三年的历史。
在这三年的期间内，理论是明显地进步了，但是作品呢？不但在量上不见其增多，甚至连质都未见得有多大的进展。
固然有人高唱着克服什么什么的根性和偏见。
但是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吗？“
〔８〕苏汶说过“笑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容我说句笑话，连在中国这样野蛮的国家，左翼诸公都还可以拿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作品去从资本家手里换出几个稿费来呢。”〔９〕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说：“譬如拿他们（按指”左联“）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这问题来说吧。
他们鉴于现在劳动者没有东西看，在那里看陈旧的充满了封建气味的（这就是说，有害的）
连环图画和唱本。
于是他们便要作家们去写一些有利的连环图画和唱本来给劳动者们看。
……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的。
这一点难道左翼理论家们会不知道？他们断然不会那么蠢。
但是，他们要弗罗培尔什么用呢？要托尔斯泰什么用呢？他们不但根本不会叫作家去做成弗罗培尔或托尔斯泰，就使有了，他们也是不要，至少他们‘目前’已是不要。
而且这不要是对的，辩证的。
也许将来，也许将来他们会原谅，不过此是后话。“
〔１０〕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
他曾特别关注俄国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命运，编写了大量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民间故事、传说和寓言。
这类作品，鼓吹了宗教道德，同时也揭露了沙皇统治的罪恶，因而有些遭到了当局的删改和查禁。
弗罗培尔（ＧAＦｌａｕｂｅｒｔ＃保福玻薄保福福埃ㄒ敫Ｂグ荩ü∷导摇Ｖ谐て*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
〔１１〕密开朗该罗（ＢA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１４７５—１５６４）
*ㄒ朊卓琪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雕刻家、画家。
绘画代表作有《创世记》和《最后的审判》等。
达文希（ＤａＶｉｎｃｉ，１４５２—１５１９），通译达。
芬奇，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
代表作有《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等。
〔１２〕《旧约》即《旧约全书》，基督教《圣经》的前部分（后部分为《新约全书》）。
〔１３〕这句话和末句的“怎么办呢”，均见《“第三种人”的出路》。
论“赴难”和“逃难”
——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２〕，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
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
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
那时的北京，还挂着“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３〕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
然而，你瞧，来了呀。
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４〕，兵们最受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５〕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
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
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
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假面。
然而，你瞧，又来了呀。
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６〕《语丝》反对了几句，现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
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
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
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
〔７〕。
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
不过，这是难的。
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８〕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
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
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
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
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９〕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
的一个。
那么，“不逃难”怎样呢？我也是完全反对。
自然，现在是“敌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
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
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其实还是输了的。
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
现在中国的新闻上大登“满洲国”
〔１０〕的虐政，说是不准私藏军器，但我们大中华民国人民来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先生，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