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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
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Ｗａｈｌｓｐｒｕｃｈ》（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１６〕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
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
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１７〕，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
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
〔２〕五个青年作家参看本卷第２８３页注〔２〕。
〔３〕“左联”五位作家被捕遇害的消息，《文艺新闻》第三号（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为题，用读者致编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出来。
〔４〕林莽即楼适夷，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
当时“左联”成员。
〔５〕彼得斐（ＰｅｔｆｉＳáｎｄｏｒ，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译裴多菲，匈牙利爱国诗人。
主要诗作有《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
〔６〕《莱克朗氏万有文库》一八六七年德国出版的文学丛书。
〔７〕丸善书店日本东京一家出售西文书籍的书店。
〔８〕“三道头”当时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巡官，制服袖上缀有三道倒人字形标志，被称作“三道头”。
〔９〕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帝朱允吧时的侍讲学士、文学博士。
建文四年（１４０２）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为帝（即永乐帝），命他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被灭十族。
〔１０〕“人心惟危”语见《尚书。大禹谟》。
〔１１〕《说岳全传》清代康熙年间的演义小说，题为钱彩编次，金丰增订，共八十回。
该书第六十一回写镇江金山寺道悦和尚，因同情岳飞，秦桧就派“家人”何立去抓他。
他正在寺内“升座说法”，一见何立，便口占一偈死去。
“坐化”，佛家语，佛家传说有些高僧在临终前盘膝端坐，安然而逝，称作“坐化”。
偈子，佛经中的唱词，也泛指和尚的隽语。
〔１２〕涅~劇》鸺矣铮馕琶稹⒔馔训龋阜鸷透呱乃劳觯步性布拧：
罄*引伸作死的意思。
〔１３〕柔石被捕后，作者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家属避居黄陆路花园庄，二月二十八日回寓。
〔１４〕指王育和，浙江宁海人，当时是慎昌钟表行的职员，和柔石同住闸北景云里二十八号，柔石在狱中通过送饭人带信给他，由他送周建人转给作者。
〔１５〕日本歌人指山本初枝（１８９８—１９６６）。
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作者将此诗书成小幅，托内山书店寄给她。
〔１６〕“徐培根”白莽的哥哥，曾任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长。
〔１７〕向子期（约２２７—２７２）向秀，字子期，河内（今河南武陟）人，魏晋时期文学家。
他和嵇康、吕安友善。
《思旧赋》是他在嵇、吕被司马昭杀害后所作的哀悼文章，共一百五十六字（见《文选》卷十六）。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
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
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
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
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
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
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
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
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兰的显克沃Вǎ華Ｓｉｅ*睿耄椋澹鳎椋簦玻病场Ｈ毡镜模窍哪渴蜕竿狻玻场场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
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４〕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
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
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
的新式的别号。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
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
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
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
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
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
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８〕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
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
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
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
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
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
〔２〕显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波兰作家。
作品主要反映波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
著有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洛窦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说《炭画》等。
〔３〕夏目漱石（１８６７—１９１６）日本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我是猫》、中篇小说《哥儿》等。
森鸥外（１８６２—１９２２），日本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小说《舞姬》等。
〔４〕会馆指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
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５〕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