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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
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
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
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
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
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
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
论》，桐城气息⒁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
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15），不禁说是“足与周
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
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忄旨”；⒃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
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⒄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
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
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
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
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
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
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
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
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
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⒅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
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
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
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
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
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
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
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
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
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
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
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
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
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
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
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
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
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
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
“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
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
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
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
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
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
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
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
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
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
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
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
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
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
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
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
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
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
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
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
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
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
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
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
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
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
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
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
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
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
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
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
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莱奋生望见的打麦场上的人，
他要造他们成为目前的战斗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当他默想“新的……人”
的时候，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译本是“人间”，德译
本是“Mensch”，都是单数，但有时也可作“人们”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
“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
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识分子，由此猜测他的战斗，是为了经过阶级斗争之后的无阶
级社会，于是就将他所设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观的错误，搬往将来，并且成
为“人们”——人类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
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
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
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
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
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
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
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
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的文学书八种
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
偏见（如巴比塞⒆）和基督教社会主义⒇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
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
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
鲁迅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
《论翻译》，副标题为《答J．K．论翻译》。J．K．即瞿秋白。他给鲁迅的这封信
曾以《论翻译》为题，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
一、二期。
②Z同志指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当时在苏联列宁格勒大
学任教，译有《铁流》等。
③“教堂斯拉夫文”即教会斯拉夫文，是十一至十七世纪东部斯拉夫人（俄罗
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鲁
特人）在祷告时使用的语文。在俄国，这种文字曾广泛用于宗教性著作和学术著作，
对十八世纪以前的俄语有过很大的影响。
④洛莫洛莎夫（1711～1765）通译罗蒙诺索夫，俄国学者，著有《俄国语法》
等。现代俄国文学语言即由他开始建立，经过普希金而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普希金
（1799—1837），俄国诗人，著有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
等。
⑤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严复（几道）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