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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22】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23】这是陈寅恪心中〃大师〃的经典性标志，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敬仰感佩之语。只有开一代风气和示来者以规则，才堪当大师之任与大师之名号。此点在陈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说得更加清楚明了：〃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24】〃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这是陈氏的自谦，也是他的自尊自重之处。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陈寅恪自甘寂寞，不动声色，唯以身示范且以皇皇巨著昭示来者。陈氏一生在学术上开创的名山大业，以及在乱离之世闪耀的人格光辉，令后人高山仰止，脱帽为之鞠躬致敬。
陈寅恪业归道山的许多年后，有研究者云，在学术领域，像他这样的大人物，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乱纷扰、颠沛流离、命途多舛，陈寅恪的学术事业将更加磅礴盛大，气冲霄汉，会使沧海涌动、群山位移……
第三部分 第54节：陈寅恪之死（2）
然而，假设毕竟是假设，像梦也毕竟还是梦一样。早在1933年早春，鲁迅对《东方杂志》发起的〃新年的梦想〃征文中，就曾清醒而理性地说过：在这个社会上，〃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25】想来陈寅恪于孤独凄苦之中，除了梦到〃大同世界〃，更多的应是梦到了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或者电刑外加享受乘坐〃喷气式飞机〃的待遇吧。只是属于他的好日子迟迟没有来到，至少他在死前未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假如鲁迅地下有知，面对这位少年同窗的不幸遭遇，当情何以堪？
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一日偶随父亲三立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寅恪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的研究，与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关系。进入生命的晚年，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这一〃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26】
事实上，《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只是陈氏晚年精神的寄托，并未能代替和了却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心意和志愿，与陈氏〃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曾云：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27】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生动写照。只是当年王国维沉湖而去时，陈寅恪尚能或明或暗地以诗文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而到了陈氏本人凄苦地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华夏大地已没有人再顾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更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写挽联和碑文了。尽管在海外孤独行步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但作为当年清华〃四大导师〃中唯一的一位健在者，面对20世纪中国大陆赤县神州最为疯狂的年代和残酷的政治环境，于惨死的老友陈寅恪夫妇，赵氏不敢、也不能对那些迫害者给予道义和法律上的谴责，除了望洋兴叹，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注释：
【1】《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周法高，载《我与北大》，王世儒、闻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存档。
【3、7、8、9、10、11、15、16】《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4】据竺可桢日记载，1954年1月28日，科学院在政务院做报告时，周恩来作结论：〃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可见外界传毛泽东、周恩来等关注陈寅恪是有所依据的。参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9页。
【5】按美籍华人学者、〃国民党的同道人〃（李敖语）余英时的说法，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陈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远见，后悔自己没有及早谋身远去，《柳如是别传》就是陈氏的忏悔之作云云。但据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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