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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审判进程，公诉方证人陆续出庭。
首先是楚正。在公诉人的询问下，辨认各种证物——手枪、炸药、引爆器、遗书、等等。然后这些客观的物证再次被拿到我的眼前，公诉人对我提出询问，我摇摇头，不置可否。
回答是，或者不是，甚至勃然大怒歇斯底里，都不具意义，改变不了任何结果，真的，我非常清楚——甚至我还知道，大家都在希望我提前崩溃，可以更好地证明到法律的神圣和威严。
不能这样。我可以死，但是不愿意崩溃，那种死法很难看。
我平静地侧过脸去，遥遥注视楚正，而他在出庭过程中，始终面朝公诉人，视线从未转到我这个方向，我不清楚他在想什么。
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表现可以说相当正常，已经具备了一个英雄人物的丰满形象。虽然只过去小半年，楚正好象完全变了个人似的。跟以前相比，气质沉稳了许多，冷静从容，不显张扬，说话的口吻充满客观理性，一点不夸张，很值得相信。
我想这些变化，应该是那一晚上的残酷经历赐与他的。数次直面死亡，接受过最令人不齿的凌辱，甚至他还杀过人——这些真实的经历，是金钱无法买到的。残酷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教会他成熟，教会他忍耐，教会他忍辱负重、反戈一击的生存法则。
而这些也是我教不了的。甚至在同样的残酷面前，我的残忍指数只能证明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考试很不及格。
楚正的目光始终自然放松，没有害怕，没有羞愧，没有兴奋，也没有得意，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尤其在陈述案情的时候，他的样子就象在台上念报告——这个人已经把谎言说得熟极而流，我甚至怀疑，一千遍一万遍的重复以后，现在连他自己都深信了这些事情。在这个极尽意淫的情节里，他的思维已经将自己代入进无惧无畏的英雄角色，为了正义和人民挺身而出，跟孤注一掷的罪犯殊死搏斗，最后拯救城市，拯救到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
就象外面对他的传说。
呃，弄错，这可不是什么传说，而是铁一样的事实——他是英雄，我是罪犯，事情过程，就这么简单。
公诉人还拿出案发现场的勘查图，指给楚正辨识，以证实我开枪杀人的过程，得到客观肯定的回答后，那张图纸又出现在我面前。
我点头，同意他们的结论——杜长风确系被我打死，绝无疑问，非常客观。
但是接下来，我提了一个问题——关于公诉词里楚正跟我搏斗，将我击落高楼的说法，甚为语焉不详，我有点疑问。我问他们说，当时那个现场有没有作过勘查，楚正是如何跟我搏斗并将我打下去，我非常有兴趣了解。
我说如果存在勘查结果，有一点应该非常清楚，现场不可能存在打斗。因为有哪些痕迹会留存我非常清楚，比如楼顶肯定有手指刻划的抓痕，外墙肯定有蹬踏留下的脚印，而这些客观证据，只可能与我的身高臂展吻合，请问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反抗？怎么跟他打斗？相信你们应该清楚，我是被他推下去的。
楚正和公诉人对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
“还有。”我点着他们，“按照媒体的说法，我垂死挣扎，为了保命，还把方荷拉下楼去。按这情节，应该也算一桩杀人，就算不是故意，误杀肯定没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提了？啊？呵呵。”
“她是你拉下去的吗？”公诉人居然还真发了一问。
“是的——也写上。”我指指他手里厚厚的案卷，“只要你们有勇气起诉，我第一桩就认这条故意杀人，没有任何问题。”
公诉人冷冷一笑，把案卷合上。“你唯独愿意承认这一条，有什么动机？”
“没什么。”我指着楚正，“既然提客观证据，我希望你们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他是怎么把我打下去的？为什么只有搏斗两个字？为什么不告诉人们，他是在偷袭？害怕影响这位英雄的光辉形象，不利于宣传，是吧？”
“制止重大犯罪，无须讲究方法，怎么制止你的，并不重要。”公诉人摇摇头，“外面的舆论，是自发形成的，与我们无关。我告诉你的是，法律很公正，我们并没有指控你对另一当事人方荷的伤害……”
“你敢指控吗？”我轻蔑一笑，“那种绝境下，用两条手臂攀住楼顶，我居然还能伸出别的东西来拉住小姑娘，要拖她一块死——你们有信心让大家相信吗？啊？呵呵。”
“这个情节，不影响本案性质。”公诉人简单地说过一句后，转身就走，不愿再搭理我。
我耸耸肩，表示无奈。
其实整个案件过程中，这种疑点不是唯一存在的。只不过可能对我有利的证据被有意忽略，正如公诉人所说，不足以改变本案性质的东西，不必多提，他们没有理由去美化罪犯贬低英雄。
动机完全可以理解，没有人会反对，因为我是一个——全民公敌。
第二部 第一卷 117 全民公敌（二）
公诉方证人还有很多，我以前那些同事们，比如说长川新任副市长朱高志、市委书记陆援朝，也派他们的秘书拿着证词出庭作证。
他们能提供的，当然是间接证据，证明我的暴虐个性由来已久。他们证实自己以前受过我的打骂和污辱，提供的材料中，着力说明我对全体干部甚至上级领导充满刻骨仇恨，反党反社会倾向表现得相当明显，我因报复而作案的动机勿庸置疑。
我的前秘书，老卞也来了。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人。他首先提供有关我生活作风方面的材料，间接证实公诉方对我强奸罪名的指控，除了楚正的现场目击以外，还有着有合乎逻辑的思想根源、行为动机。
我和蓝萱发生过关系，以及陆小媛——全是真实情节，没有谎言。
听到公诉人跟卞秘书几句简单的对答后，得出我一贯好色的结论，觉得还真他妈可笑。这些事情，其实受双规的时候已经提得很多，不过那时候是为了证明我的作风败坏，而现在，居然又可以把它跟和强奸幼女联系到一块，我佩服他们的归纳演绎能力。
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这种缺乏职业道德的有罪逆推，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对干部普遍存在看法偏见的那部分群众来说，逻辑上可以接受——作为一个好色贪淫性格极端的领导，被政治抛弃失去所有权柄后心理失衡，犯个强奸罪，以图报复上司，不是没有可能。
卞秘书局促不安地站在证人席上，嘴里说话，眼睛一直看着我，他的表情很复杂。
我看着这位白发苍苍的秘书，没感觉什么愤恨，却觉得同情他，说真的。
老卞这个人，一向表现得老实本分，很少逾越规矩，为人还是不错的。所以尽管是陆援朝安排过来，我在心里也没存什么芥蒂，一直在用他。但是现在看起来，卞秘书也是够倒霉的，跟着我不到俩月，什么好处没落下，倒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自从我被双规开始，卞秘书也一直陪着吃挂落，据说为了找我的材料，他里里外外被审查得体无完肤，我出去他都还没出去，搞得现在面相憔悴，身形佝偻，比之以前的老相，更加苍老了何止十岁。
公诉人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调子越来越高，卞秘书望着我，表情渐渐为难起来，说话也开始变得吞吞吐吐，他的眼神我看出来了，充满歉意。
我淡然一笑，朝他点点头，意思是示意他没有关系，愿意说点什么根本就无所谓，我理解他的处境。
不过后边令我感到有点意外。在公诉人问到有关我平时反党反社会的言论时，他犹豫了很久，停顿了很久，然后回答说不存在这些事情，还说他有什么讲什么，但是不会昧着良心乱讲。
公诉人也感到意外，然后非常生气地把手上材料翻得哗啦啦乱响，挑出一些地方指给老卞看，问这些是不是他以前自己的交待，老卞点头说是，又辩解说当时情况特殊，他不得不那么讲。
我咧嘴一笑，算是明白这位老兄为什么样子如此憔悴，再对比一下自己的遭遇，有点同病相怜之感。“认了吧兄弟，没有关系。”我大声对他说，“不差你这么点，何必呢？要跟自己过不去？”
然而法律没再给他作证的机会，公诉人挥挥手，老卞被带了下去。
基本上就这样，庭审差不多了。
在最后，我的代理人，北京钟山律师联合事务所主任钟律师站起身来，提出一点辩解意见，只有一点。
苏静美没有来。这是让我最失望的事情，虽然能够理解，但还是不免有种郁郁的惆怅感，本来还在想着，法庭这个特殊场合里，我们有过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往事，那么，在这里最后见上一面，了此一生，应该是个很不错的道别方式。
可惜她没来，感觉很失望很难过，真的，抱憾啊。所以我站在被告席上，有点神思不属，懒得多说一句话，无趣，没劲。
而眼下这位对我不抱丝毫好感的钟大律师，带着两个助手，麻木不仁地坐在律师席上，冷眼旁观庭审的全过程，在此期间他不置一词，一副事不关己的漠然神情，让我都已经忽略了，自己在本案中，其实还是存在代理人的。
钟律师首先表了个态，对公诉方提出的证人证物不具疑问，他同意检察机关对我的所有指控，认为很客观很公正，无可辩驳，我的行为确实疯狂乖张，不可理喻。
我愕然看着他，无言以对。我承认这是自己一生中看到的最搞笑的辩护人，我不知道他来这里是干嘛的——虽说我不需要辩护是事实，但你也不能跟对方合起伙来坑我啊，这不是有神经病吗？
我怀疑他是政府派来的，他妈的。
法庭上一片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那些大人们好象也有点意外——很欣慰的意外。
然后，面无表情的钟律师说出他的提请。他说希望法庭不要当庭判决，他的理由是：考虑到我的行为太过疯狂乖张，有违常人，存在精神心理问题的可能性极大，他请求法庭延迟审理，为我作一个医学鉴定，勘得实情后再考虑判决。
我勃然大怒，一拍隔离栏杆，大声说你他妈才有神经病，我没有！我说法庭不必考虑他的狗屁意见，该判死刑就得判，马上判，立即执行！
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公诉人走过来，看看我，看看钟律师，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钟律师指着我说，大家看，这是典型的心理狂躁症的表征，很明显，间歇性的。他还举出看守所的医疗记录，向大家展示，说我在受审过程中，曾经有过大小便失禁的时候，也是精神障碍的具体表现。
我很恼火，感觉到羞愧，就把衣襟往两边一扯，指着胸口的黑色伤疤告诉他们，这是给人打的好吧？我说身上带着伤，连续四五天没机会合眼，睡不了觉，还给电棒戳，你们试试看？尿个裤子算什么？不死算你命大！
我忿忿地说，我的行为很正常，所有该说的话该陈述的东西我都有讲过，你们认为是假的，你们不相信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污辱我的人格好吧？再一次重复：我没有精神病，也不存在心理问题，不需要任何鉴定，更不需要律师的辩护。
我说，对于我来说，死真的不算什么，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而这一次，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个死刑不是我的耻辱，而是你们的——真相会把你们在座所有人，全部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超！
所有人都在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