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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新加坡自己主动跟中国翻脸，从此中国考虑这些经济建设项目时再也不必替新加坡着想了，完完全全干干脆脆只替自己的利益着想，谁也休想再对此说三道四，这对中国实际上是一大解脱，难道不是好事？
再者，中国跟东南亚诸国只需国与国之间直接打交道就是了，本来就没必通过东盟，东盟的存在实际上成了新加坡手舞足蹈、抬高身价的舞台，除了对新加坡有利外，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并没多少好处。
中国从此不声不响把东盟晾在一边，直接跟有关国家打交道，实际就拆了新加坡的台，减少这个江湖骗子行骗的机会，这对谁都没伤害，如果能够完成克拉地峡运河工程或缅甸陆路运输工程，美国利用新加坡为基地封锁中国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美国使用新加坡基地的重要性也相应减少。
这样一来，新加坡想卖基地也卖不出好价钱了。
即便是卖出去了，那主要用途与其说是对付中国，还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周围的穆斯林国家，那些国家自然不会不明白这点。那样一来，想收拾新加坡的国家自有其人，用不着中国说什么做什么了。
范无病想了一通儿，就觉得这一次还是要媒体先行，经济挂帅，把淡马锡给踢出中国去，对于自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更何况，几大国有银行的股份，与其白送了外人，还不如便宜了自己。起码能够卖个好价钱，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少一点儿。
第一千二百零二章 谈话
范亨和范无病父子俩在香港这边儿未雨绸缪。布置大局，国内却是乱成了一团儿，情况非常危急。
四月二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非典防治，提出要把防治非典作为重中之重，卫生部长出任防治组组长，副秘书长负责部际联席会议的协调，并提出要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由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建立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处理机制。
四月三日，卫生部长举行第一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称，中国部分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疫情，他向大家通报的数字是截至三月三十一日，全国发病1190例，死亡46例，其中广东1153例，京城12例，死亡3人。
四月十日，卫生部副部长在第二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通报的疫情数字是可信的。截至四月九日，全国的发病案例是1290例。其中死亡55例、广东的病例上升为1213例，京城仅有22例、死亡4例。
四月十五日，卫生部公布，截至上午，全国的病例是1435例，死亡64例，其中广东1273例，京城只有37例，死亡4例。
四月二十日，新华社发布中央的决定，免去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的职务，免去京城市长的市委副书记职务，根据惯例，这意味着他们将不会再担任卫生部部长和京城市长。
这一天，距离卫生部部长就任也就是一个月，京城市长就任不到两个月，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撤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罕见又和目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有着紧密的关系。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这一点，在他公布的最新非典疫情中，京城确诊的非典病例是339例，疑似病例是402例，而在五天前卫生部公布的疫情报告中，京城仅有37例，死亡4例，死亡人数和十天前相比一个也没有增加。
这一组数据表明，至少在京城地区存在着重大疫情的瞒报和漏报。地方政府又一次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中谎报军情，而作为全国卫生系统主管的卫生部居然对自己眼皮底下的京城都不能掌握真实疫情，又哪里谈得上把控全面情况，尽责尽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天灾固然可怕，但是人祸更为可恶。
根据卫生部副部长的介绍，媒体才知道，国务院一再要求京城市政府统筹不同部门所属医院疫情的调查和监测，但是成效不大，而作为卫生部对京城的防治也指导不力，最终公布的数字居然是国务院特派小组在北京各大医院挨个统计排查出来的，这难道就是京城要建设的高效政府？
是可忍，孰不可忍？！
非典型肺炎早在春节前后就有广东的报告，作为一种新的疾病，在疫情之初的确不易把握。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公开报道早了不好，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是报道晚了更不好，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
广东地方政府控制的节奏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虽然新闻媒体在早期病情没有明朗之前没有作公开的披露，但是确认疫情之后地方媒体的报道还是相对充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为社会大众正确防治非典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理论上讲。作为后来才发生疫情的全国各地尤其是京城地方政府应该比广东做得更好，更从容，更有预见性，更能有效扼制非典的蔓延，更能将疫情消灭在萌芽之中。
可惜，现在人们看到的都是另外一种结果。
如果说卫生部自身公布的数字是可信的话，那么不断上升的发病数也早已打破了卫生部部长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作的结论，更何况还存在着他眼皮之下的瞒报漏报，这让生活在京城的，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众多市民感同身受疫情环境的同时，作何感想？而他们在党政一把手们频频视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以及京城的大中小学校和医院的新闻报道面前又会作何感想？
如今已经是互联网的时代，在社会发生重大疫情时，作为大众的传媒没能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社会沟通作用和预警作用，这也是严重的失职，疫情岂是媒体回避就不存在的，相反，由于媒体的回避而造成信息不畅只会加剧社会公众的恐慌和对政府的抱怨，欺上瞒下的结果一来延误防治的战机，二来败坏政府的形象，三来误导政府的决策。
对于这些情况，在香港冷眼旁观的范亨就对儿子表示道，“国务院五一暂不实行长假制度，目的是为了避免人群大面积流动和疫情扩散。但是四月六日，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召集各国驻华航空公司和旅游企业七十余人通报情况时称外国人可以放心来中国旅游，希望在坐的能以自己在华的体验反驳海外媒体大肆渲染中国的非典疫情。在谈到国内市场的时候，他表示国内有很大的旅游市场，国内游大概占到我国整体旅游的七成，一定要把五一黄金周组织好。借助这几千万人流动的七日长假，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依然是最理想的投资沃土和最安全的旅游胜地。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些人都倒灶了。”
范无病则说道，“非典是天灾，是人类暂时还没有掌握防治的疾病，疫情的产生、蔓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什么必要去刻意隐瞒或者掩盖呢？又哪里就影响了你的政绩呢？所以会出现这种令人无法理解的现象，只能把它解释为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官本位现象之中的本能反映、潜意识的反映，表面上看是报喜不报忧，本质上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分不清什么是政绩什么是良心，政绩和民心严重背离。”
范亨点了点头，认同儿子的说法，如今海外舆论对中国政府在非典疫情中的表现，一直存有非议，这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为此感到愤怒，中央政府的态度表明了一个为公众负责的政府形象。
非典，考验的是政治文明。
“这一次卫生部算是彻底倒了，部长司长估计剩不下几个，丢人啊！”范亨说道，“在如此重大的疫情面前，他们选择了欺上瞒下，这不仅让自己的官声受到影响。还让高层集体震怒了，新总理对此非常愤慨，一号也是大动肝火，估计这一次要调整的人员会比较多一些。”
“需要做大规模的调整不是很现实，毕竟卫生部这一块儿，外行儿时领导不了内行儿的，我估计从内部产生新领导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范无病可不认为卫生部从此就倒台了，事实上大敌当前，临阵换将是下下之选，高层也只能是打掉一两个首要负责任的领导，然后任用自己看得过眼的人继任而已。不可能整体大换血。
想要整体换血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机会，尤其是现在高层手里面也没有那么多在卫生系统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才可以补上这些空出来的位置。
不过，很显然范无病的估计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准确无误的。
中午在午休的时候，范亨和新总理之间的专线电话响了起来，范亨接起来之后谈了几句，就把范无病喊了起来，“无病，快过来，总理跟你说两句话。”
“跟我？”范无病愣了一下，在他的印象当中，新总理跟自己并不是很看得对眼，毕竟大家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面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新的领导集体似乎对于私有化进程有些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问题上，要偏重于后者，因此最近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的日子都不是太好过，范氏投资集团虽然占据的基本都是竞争性很强的垄断行业，比如说芯片、制造业以及手机、液晶技术等别的国有企业根本涉足不了的行业，所以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但是这并不能影响范无病对于整体局面的判断和把握。
因此范无病跟新的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维持一个表面关系和和气气而已，真没有达到什么水**融的情分上，事实上范无病也并不是很希望自己的企业跟政府之间建立太过密切的关系，那样的话，在一些决策上面容易受到掣肘，这是任何一个大型跨国财团都不愿意看到的。
就如同现在的范无病，或者说是范氏投资集团内有数的几个高层人物，他们出访小国家的时候，一般都是总统或者总理或者国外亲王们亲自接待的，即便是去了美俄英法德日这样的大国，接待他们的也是至少部长级以上的高官，尤其是当范无病出行的时候，接待他的更是对方的最高层面的政治人物。
基于这方面的考虑，范氏投资集团虽然是扎根国内搞建设搞发展，但是对于政府方面的联系，总是谨慎地维系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以免会发生什么不合适的关系，产生不必要的后果。
不过此时也不是怀疑的时候，范无病接过老爸范亨手中的电话，跟新总理聊了起来。
在对话中，新总理首先向范无病表示了感谢，并称最近京城的非典疫情爆发，城内的医院根本没有足够的地方进行收治，幸好之前由范氏投资集团投资兴建的传染病防治基地此时已经完工了，所有的危重病人都转移到了市郊的传染病防治基地，令高层们松了口气。
“如果没有范总投资建设的这所传染病防治基地，我们这一次会变得更加被动。在此，我代表国务院向你表示感谢。”新总理对范无病说道。
范无病嘿嘿哈哈地应了几句，心里面却不无怀疑，虽然在这件事情上自己确实是出了力，也让中央政府在危急关头能够证明自己是做事的、务实的，对于传染病防控也是做了一些预防工作的，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就是新总理打电话来向自己表示感谢的真正原因。
果然，新总理话锋一转，就谈到了这一次在防控非典疫情当中的卫生部的表现上来，“我对他们极度失望！如果不是考虑到大局，整个系统都要清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