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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耶稣复活了。但是在《喧哗与骚动》里，如果说有复活的人，也不体现在康普生家后裔的身上。福克纳经常在他的作品里运用象征手法，这里用的是〃逆转式〃的象征手法。
在小说中，与杰生相对立并且体现了福克纳的积极思想的是迪尔西。福克纳说过：〃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同情心永不枯竭似地从她身上涌流出来。她不畏惧主人的仇视与世俗观念的歧视，勇敢地保护弱者。在整幅阴郁的画卷中，只有她是一个亮点；在整幢坟墓般冷冰冰的宅子里，只有她的厨房是温暖的，在整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只有她是一根稳固的柱石。她的忠心、忍耐、毅力与仁爱同前面三个叙述者的病态的性格形成了对照。通过她，作者讴歌了存在于纯朴的普通人身上的精神美。迪尔西这个形象体现了福克纳〃人性的复活〃的理想。福克纳把迪尔西作为主人公的这一章安排在复活节，这绝不是偶然的。当然，迪尔西不等于基督，但如果说福克纳有意引导读者作这样的类比与联想，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从《喧哗与骚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福克纳对生活与历史的高度的认识、概括能力。尽管他的作品显得扑朔迷离，有时也的确如痴人说梦，但是实际上还是通过一个旧家庭的分崩离析和趋于死亡，真实地呈现了美国南方历史性变化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旧南方的确不可挽回地崩溃了，它的经济基础早已垮台，它的残存的上层建筑也摇摇欲坠。凯蒂的堕落，意味着南方道德法规的破产。班吉四肢发达，却没有思想的能力，昆丁思想复杂，偏偏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另一个兄弟杰生眼睛里只看到钱，他干脆抛弃了旧的价值标准。但是他的新的，也即是资产者们的价值标准，在作者笔下，又何尝有什么新兴、向上的色彩呢？联系福克纳别的更明确谴责〃斯诺普斯主义〃（也就是实利主义）的作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暄哗与骚动》不仅提供了一幅南方地主家庭（扩大来说又是种植园经济制度）解体的图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有对资本主义价值标准的批判。
另外，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福克纳也是爱憎分明的，他是有他的善恶是非标准的。在他的人物画廊中，他鞭挞、嘲笑的是杰生、康普生太太、康普生先生、毛莱舅舅、赫伯特·海德、杰拉德太太和杰拉德等，他同情的是凯蒂、昆丁、小昆丁与班吉，他满怀激情歌颂的则是地位卑微的黑女佣迪尔西。熟悉福克纳的人都一致认为，迪尔西的原型是福克纳自己家里的黑女佣卡罗琳·巴尔大妈。巴尔大妈进入晚年后，与其说是她服侍福克纳，不如说福克纳象对待长辈那样照顾她。一九四○年大妈以百岁高龄病逝，福克纳在她墓前发表演说，并在她墓碑上刻了〃为她的白种孩子们所热爱〃这样的铭言。一九四二年，福克纳出版《去吧，摩西》，又将此书献给她。如果我们说得概括些，那么，福克纳的所憎所厌莫不与蓄奴制和实利主义有关，他的所敬所爱则都与劳动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
在艺术表现方面，福克纳写《喧哗与骚动》时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法，这里不妨作些简略的介绍。
首先，福克纳采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方法。传统的小说家一般或用“全能角度”亦即作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角度来叙述，或用书中主人公自述的口吻来叙述。发展到亨利·詹姆士与康拉德，他们认为“全能角度”难以使读者信服，便采用书中主人公之外的一个人物的眼睛来观察，通过他（或她）的话或思想来叙述。福克纳又进了一步，分别用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如在《我弥留之际》中）的角度，让每一个人讲他这方面的故事。这正如发生一个事件后，新闻记者不采取自己报道的方式，却分别采访许多当事人与见证人，让他们自己对着话筒讲自己的所知。一般地说，这样做要比记者自己的叙述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让三兄弟，班吉、昆丁与杰生各自讲一遍自己的故事，随后又自己用“全能角度”，以迪尔西为主线，讲剩下的故事。小说出版十五年之后，福克纳又为马尔科姆·考利编的《袖珍本福克纳文集》写了二个附录，把康普生家的故事又作了一些补充（中译文见本书附录）。因此，福克纳常常对人说，他把这个故事写了五遍。当然，这五个部分并不是重复、雷同的，即使有相重叠之处，也是有意的。这五个部分象五片颜色、大小不同的玻璃，杂沓地放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幅由单色与复色拼成的绚烂的图案。
“班吉的部分”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通过他，福克纳渲染了康普生家颓败的气氛。另一方面，通过班吉脑中的印象，反映了康普生家那些孩子的童年。“昆丁的部分”发生在一九一零年六月二日，这部分一方面交代昆丁当天的所见所闻和他的活动，同时又通过他的思想活动，写凯蒂的沉沦与昆丁自己的绝望。“杰生的部分”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这部分写杰生当家后康普生家的情况；同时引进凯蒂的后代——小昆丁。至于〃迪尔西的部分〃；则是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复活节），它纯粹写当前的事：小昆丁的出走、杰主的狂怒与追寻以及象征着涤罪与净化的黑人教堂里的宗教活动。这样看来，四个部分的叙述者出现的时序固然是错乱的，不是由应该最早出场的昆丁先讲，而是采用了“cabd”这样的方式，但是他们所讲的事倒是顺着正常的时序，而且衔接得颇为紧密的。难怪美国诗人兼小说家康拉德·艾肯对《喧哗与骚动》赞叹道：“这本小说有坚实的四个乐章的交响乐结构，也许要算福克纳全部作品中制作得最精美的一本，是一本詹姆士喜欢称为创作艺术的毋庸置疑的杰作。错综复杂的结构衔接得天衣无缝，这是小说家奉为圭臬的小说——它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创作技巧的教科书……。”
“意识流”是福克纳采用的另一种手法。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也常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意识流与之不同之处是：一、它们仿佛从人物头脑里涌流而出直接被作者记录下来，前面不冠以“他想”、“他自忖”之类的引导语，二、它们可以从这一思想活动跳到另一思想活动，不必有逻辑，也不必顺时序；三、除了正常的思想活动之外，它们也包括潜意识、下意识这一类的意识活动。在《喧哗与骚动》中，前三章就是用一个又一个的意识，来叙述故事与刻划人物的。在叙述者的头脑里，从一个思绪跳到另一个思绪，有时作者变换字体以提醒读者，有时连字体也不变。但是如果细心阅读，读者还是能辨别出来的，因为每一段里都包含着某种线索。另外，思绪的变换，也总有一些根据，如看到一样东西，听到一句话，闻到一种香味等等。据统计，在“昆丁的部分”里，这样的“场景转移”发生得最多，超过二百次；“班吉的部分”里也有一百多次。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一般都是通过外表（社会、环境、家庭、居室、家具、衣饰……）的描写，逐渐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福克纳与别的一些作家却采取了颠倒的程序。他首先提供给读者混饨迷乱的内心世界的没有规律、逻辑的活动，然后逐步带引读者穿过层层迷雾，最终走到阳光底下明朗、清晰的客观世界里来。这时，读者再回过头来一看，也许会对整幅图景具有更深刻的印象与理解。
译者个人认为，福克纳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表现意识流，除了他认为这样直接向读者提供生活的片断能更加接近真实之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这就是：服从刻划特殊人物的需要。前三章的叙述者都是心智不健全的人。班吉是个白痴，他的思想如果有逻辑、有理性反倒是不真实、不合逻辑的。昆丁在六月二日那一天决定自杀。他的精神状态处于极度亢奋之中。到该章的最后一段，他的思绪已经迹近一个发高烧病人的谚语了。杰生也多少有些不正常，他是个偏执狂，又是一个虐待狂，何况还有头痛病。福克纳有许多作品手法上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并无太大区别。他的别的作品若是用意识流，也总有其特殊原因。如《村子》中写i．o．斯诺普斯对一头母牛的感情，那是因为这个i．o．斯诺普斯是一个半白痴，读者们如果有点耐心，在最初的不习惯之后，定然会通过这些不平常的思绪活动逐渐看清一系列相当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的外貌我们不一定说得清（直到读了“迪尔西的部分”我们才知道班吉的模样），但是我们却能相当准确地把握他们的精神状态。书中的主要人物如此，一些次要人物形象也莫不如此。如赫伯特·海德，只出现在昆丁的几次意识流里，但是那一副庸俗、无耻的嘴脸便已跃然纸上。其他如杰拉德太太、毛莱舅舅，形象也都相当鲜明突出。即使象勒斯特这样一个黑人小厮，我们掩卷之后，也不容易把他那既调皮又可怜巴巴的形象从我们的脑子里排除出去。
“神话模式”是福克纳在创作《喧哗与骚动》时所用的另一种手法。所谓“神话模式”，就是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时，有意识地使其故事、人物、结构，大致与人们熟知的一个神话故事平行。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套用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神话模式，艾略特的《荒原》则套用了亚瑟王传说中寻找圣杯的模式。在《喧哗与骚动》中，三、一、四章的标题分别为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八日，这三天恰好是基督受难日到复活节。而第二章的一九一○年六月二日在那一年又正好是基督圣体节的第八天。因此，康普生家历史中的这四天都与基督受难的四个主要日子有关联。不仅如此，从每一章的内容里，也都隐约可以找到与《圣经·新约》中所记基督的遭遇大致平行之处。但是，正如乔伊斯用奥德修的英雄业绩反衬斯蒂芬·德迪勒斯的软弱无能一样，福克纳也是要以基督的庄严与神圣使康普生家的子孙显得更加委琐，而他们的自私、得不到爱、受挫、失败，互相仇视，也说明了〃现代人〃违反了基督死前对门徒所作的“你们彼此相爱”的教导。
福克纳运用这样的神话模式，除了给他的作品增添一层反讽色彩外，也有使他的故事从描写南方一个家庭的日常琐事中突破出来，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问题的寓言的意思。这个问题离题较远，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最后，请允许我再就本书翻译的事罗嗦几句。
一九七九年，我应外国文学研究所之约编了一本《福克纳评论集》。编完后，我在前言里写道：“文集中没有更多地收入分析其它重要作品的文章，固然是因为本书篇幅有限，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福克纳的作品基本上都没有译成中文。在读者未读原著的情况下请他们先看太多的有关评论，恐贻本末倒置之讥。”当时，我便立下心愿，自己至少要译一两种福克纳的代表作品。后承上海译文出版社鼓励，我决心先译这本《喧哗与骚动》。从一九八○年二月开译，断断续续，当中又插进许多别的工作，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才将“附录”也一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