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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强敌，他总希望两边有支援，背后有接应，越是发现敌人的强大，这寻找盟友的心情还越急迫。鲁迅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已和国民党政府为敌了，对一切也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就本能地会产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与国民党对抗最激烈的势力，就是共产党，鲁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家的客厅里就经常有文化界的共产党人来来往往，其中瞿秋自和冯雪峰等人，更成了他非常亲近的朋友。以参加“左联”为起点，他公开和上海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即使对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也总是克制着，尽量不露在脸上。他将自己的寓所提供给瞿秋白作避难所，瞿秋白一有危险，就往他家里躲，有一次还在他家里约见其他的共产党人。他甚至和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有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就在共产党北方局的安排下，借一个朋友的家，和北京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的核心分子见面，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他因此常常充当共产党的“联络人”。那北方局失掉了和共产党中央的联系，就派人将汇报信送至他手上，请他转交；一些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打散了，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也都会来我他，请他帮忙恢复联系。有好几次，他果然也能帮上忙，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他就帮助成仿吾和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
当然，鲁迅井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不会加入，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性的团体向来就有戒心。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国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就明确说过：“如要思想启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４５他早年在东京就不愿意当刺客，现在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凤雨，将个人的独立看得更重，当然不会再加入什么政治团体了。因此，他和共产党人的联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事实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钱杏村这些人，要他们收起对鲁迅的敌意，主动去联合他，甚至尊他为“左联”的领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笔。４６
鲁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共产党方面要求他写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见解抵触不太大，他就总是勉力照写。在这样写下的文章中，他也总是尽力以共产党人的口吻说话，对国民党政府痛加斥责。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就是两则突出的例证。有时候，他甚至愿意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一九三一年，上海有一家《文艺新闻》杂志请他评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意义，他就写道：“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４７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照着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有斯大林的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意思来回答了。至于将自己的名字列在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宣言上，次数就更多了。连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都和茅盾联名拍电报去祝贺。甚至冯雪峰自作主张，以他的名义买了火腿，作为给毛泽东的礼物送去陕北，他事后也表示同意。他临逝世前，请冯雪峰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４８，他过目时并不涂改，同意就这样送出去发表，就更说明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都非常看重和共产党人的联盟，要竭尽所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将苏维埃俄国描绘成理想的乐土，到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公开结盟，鲁迅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了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十年前他告诫年轻人，万不可做关于将来的梦，可现在呢，他自己就不断向人描绘这样的梦；十年前他已经认定，无论那些人自称什么，都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可现在他公开跨进那争夺的战场。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这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对“苏区”的称呼】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４９你甚至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彻底坚守自己确信的可能，他们置身那样险恶的处境，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放弃自己的确信，来换取起码的生存。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那种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肯违背信念的知识分子，你能看到几个呢？倘说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面目，正体现了他逃离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这努力能够成功吗？
注释
１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四页。
２鲁迅：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十八页。
３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致曹白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六十七页。
４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准风月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四十五页。
５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六十五页。
６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零四页，并《研究》，一百四十九页。
７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南腔北调集》，十四页。
８鲁迅：《林克多序》，《南腔北调集》，十一页。
９鲁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六十七页。
１０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四十四页。
１１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页。
１２陈梦韶：《鲁迅在厦门的五次演讲》，《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九十七页。
１３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十三页。
１４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代》，《二心集》，七十九页。
１５鲁迅：《序言》，《二心集》，三页。
１６张佳邻：《陈赓将军和鲁迅的一次会见》，见《回忆伟大的鲁迅》，十页。
１７鲁迅：《小引》，《集外集拾遗》，一百八十八页。
１８鲁迅：《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二十五页。
１９鲁迅：《偶成》，《南腔北调集》，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页。
２０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四十四至四百四十六页。
２１鲁迅：《沙》，《南腔北调集》，一百零八页。
２２鲁迅：《“以眼还眼”》，《且介亭杂文》，九十二页。
２３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致姚克的信中，激烈指责北平的居民：“人民是一向很沉静的，什么传单撒下来都可以，……这地方，就是换了旗帜，人民是不会愤慨的，他们和满洲人关系太深，大好了”。见《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十二页。
２４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２５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三十五页。
２６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二心集》，一百四十五页。
２７同９。
２８鲁迅：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七页。
２９他的这些演讲，大多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留存下来，但北平当时的报刊，却有一些相当详细的报道，譬如《世界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有题为《鲁迅昨在师大讲演》的长篇报道。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五百四十九至五百五十一页。
３０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八十页。
３１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七页。
３２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八十五页。
３３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见周建人等著：《我心中的鲁迅》，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百四十九页。
３４同上。
３５鲁迅：《编校后记·三》，《集外集》，一百八十一页。
３６鲁迅：《文艺与革命》，《三闲集》，六十五页。
３７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集外集拾遗》，四百七十三页。
３８鲁迅：《译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十二页。
３９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４０同２６。
４１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五十四页。
４２鲁迅：《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八十一页。
４３鲁迅：一九三０年九月二十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一页。
４４同１４。
４５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并《研究》，三十二页。
４６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文学评论》，一九八０年第二期。
４７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二心集》，九十五页。
４８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且介亭杂文未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九十八页。
４９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四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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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还是一个破落户”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共产党人大不一样。即便写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政论文章，譬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特别用心，勉强能像一些，一到写杂感，写短评，写那些直接针砭社会现象的议论文，他的本相还是会暴露出来。
例如，一九三０年他写《习惯与改革》不但断言“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还特别引证列宁的话，称他是“真实的革命者”，你乍一看，会觉得他简直就是马克思的信徒。可再仔细读下去，就不对了：“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１这不还是将民众看成愚昧守旧，以为他们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吗？说来说去，他还是重复在北京时那“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呼吁，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封面，内页还是《新青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上半叶，他只要谈到民众，多半都还是重复以前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