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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一下子消失掉的，鲁迅独自咽下的那些打击和伤害，更不会在内心迅速消失。他的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它们对他内心的刺激就越强烈。连见惯的熟人的嘴脸，也会这样迅速地变幻，向来感觉亲近的亲人，竟会变得如此陌生，那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心地相信呢？连生养哺育他的家乡，都如此冷酷和势利，在这人世间，大概也不会再有可亲近的地方了吧？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绍兴城和家乡人的憎恶心理，很自然地从他心中升起。他才十几岁，正是感觉最为敏锐，心灵最为软弱的时候，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阴暗的信息）他看待人事的眼光，自然要发生急剧的变化了。他以前总是看见大人的笑脸，现在却特别留心那些半遮半掩的恶意：以前就是遭受再严厉的斥骂，他都会很快地忘记，现在一个冷淡的表情，却会在他记忆中划下一道深刻的印痕。一种偏重于人生阴暗面的感受习惯的种籽，就这样默默地破土而出。那些冷漠的绍兴人，大抵根本就不注意这个沉默的孩子，可就在他们的冷漠的包围之中，这孩子的内心世界，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看到一本题为《蜀碧》的书，记载了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种种情形。他又一次震惊了。中国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凶残的事情？不久以后，他又读到一本明代抄本的《立斋闲录》，虽然不全，其中记述的那位残暴的永乐皇帝的“上谕”，已足以使他怵目惊心：中国的皇帝中间，竟有这样毫无人性的东西！鲁迅早慧，对文字特别敏感，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周此，他的独特的思想意识，有很多都是以前人的文字为源头，倘说他以前读到的那些小说和故事，正培养了他一种微笑着页对人生的做梦的气质、那现在这《蜀碧》和《立斋闲录》一类的“野史”，却大大强化了现实中炎凉人情对他的尖锐刺激，向他那般强烈的内心仇恨，注入了深长的后力。原来他遭遇到豹病态和卑劣，并非是绍兴一地的特产，在其他地方，在许多年以前，比这更可怕的事情早已经发生过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信赖自己的憎恶之心呢。
在三十年后，有一次许广平向鲁迅抱怨亲戚的纠缠，他回信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①写这信之后一年，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②最激烈的憎恨，往往产生于盲目的欢喜，最厌世的人，正可能原是爱世的人，读着鲁迅这两段文字，我不能不感慨命运的残酷，它先是给鲁迅一个宽裕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
注释：
①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一百四十八页；并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九十页。
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三百五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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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离乡者的凄哀
鲁迅十八岁了，一个新的问题迎面而来：他要做个什么样的人？他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像他这样出身的人，自然应该走做官的路，先把四书五经读个烂熟，再好好操练一番八股文和试帖诗，然后去考秀才、举人、进士，最后搏个一官半职…………这正是鲁迅祖父走过的路，也是祖父和父亲希望他走的路。看起来，鲁迅一度也试过这条道。在三味书屋读完经书以后，他曾在家里学过一阵八股文，像什么《义然后取》，什么《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也做过几首试帖诗，像什么《红杏枝头春意闹》，什么《苔痕上阶绿》，一篇篇都送去给寿镜吾先生批改，态度似乎很认真。到了十八岁这一年，他还和二弟一起去参加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成绩堪称中上。但是，他对走这条路并没有多大的热情，既然对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模糊的反感，对这社会给读书人规定的科举道路，就很容易觉得无聊。他本来似乎还想去参加绍兴府的复试，可正逢他一个小弟弟因病早夭，心情大坏，就索性不去了，他的科举之路，也就此断绝。
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说起来，清政府的一班大员发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已经有十多年了，但在一般城镇士绅的眼中，这学堂还是不伦不类的怪物，其中讲授的“声光化电”，更是洋人的“邪学”，自以为正经的读书人，一般都不屑于跨进去读。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可也惟其如此，学生多不愿以本名注册，而要改换姓名，鲁迅那个“周树人”的名字，就是这样起的。你想想，当他拿着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八元川资，在一八九八年五月，用这“周树人”的名字到南京去报到的时候，心中是什么样一种滋味？在一般绍兴人看来，他这是堕人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役出息的离乡背井的潞。虽说他厌恶绍兴的俗人，厌恶他们对自己的轻蔑，但这份轻蔑还是会给这个刚刚成年的离乡者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强化他那一份凄苦的心情。他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旅中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①他又写诗寄回家中：“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②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这离乡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③，语气间似乎充盈着一种主动与绍兴城决绝的意味。可我细读他的这些诗文，却更强烈地感受到他当时的心境的另一面，这个“涕不可抑”的年轻人痛感到寂寞和孤独，似乎既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激动着他，也没有开辟新生路的自豪支撑住他。就像一头被逐出家园的不合群的小兽，惟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途茫茫，才忍不住要时时回眸故上，呻吟出失群的凄凉。
俗话说“便宜无好货”，鲁迅一跨进江南水师学堂，便发现那里面一无可取，它不向你收什么钱，你也别想学到什么东西，教员们一个个架子十足，却胸无点墨，有一个甚至连“钊”都不识，念成了“钧”。直到二十年之后，还有一位教员公然在课堂上断言：“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④，鲁迅就读时的教员的水平有多糟，也就可想而知。自己水平低，还不许学生笑，鲁迅因为和同学一起讥笑那位不识“钊”的教员，两天之内，竟被连记了两大过两小过。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呆下去？鲁迅读了半年，便赶紧转学，到一八九九年的春天，他已经坐在另一所也设在南京的矿路学堂的教室里了。
这里的情形似乎要好一些，至少教员中没有那么多白痴。但是，鲁迅的智力也在迅速发展，他很快又感到了不满足。课堂上的功课，他几乎不需要温习，可每次考试，全班二十几人中，他多半是第一名，这样念书有什么味道呢、他只好将眼光投向课堂之外，或者是买书报来看，或者是租马来骑，在种种精神和物质的驰骋当中，发泄自己多余的精力。可是，你进入新的社会天地，就会遇到新的麻烦。一位本家长辈见他读西洋的小说和理论书，便神色郑重地教训他，弄得他很不愉快。学校附近满族人聚居的旗营中的少年人，看见他一个汉人竟高高地骑马踱过营门，便投来石块和辱骂，使他立刻记起自己还是大清族的奴隶。他大怒了，扬鞭追赶那些掷石者，却摔下马来，跌得头破血流。还有一次，他看见墙上贴着一个纸印的茶壶，顺那壶嘴的方向望去，前面十字路口的墙上又有一个同样的茶壶，他好奇极了，一路追踪下去，直走到荒郊僻野，几乎迷了路，才猛然醒悟，这大概是一个秘密组织的联络暗号，于是赶紧止步，转身就跑。我想，这正是他在南京生活的缩影，在他四周，有种种有形无形的障碍阻挡着他，使他气闷，使他不能够率性而行。
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了，先前那个老问题又拦住了他：以后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当时，出洋留学的风气日益旺盛，许多在国内感觉气闷的青年人，都纷纷出国求学。鲁迅也想走这条路。可是，就像他当初只能进免费的水师学堂一样，他现在也只能去争取官费的名额，到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去。那份拿着家里的钱阔阔绰绰地远渡重洋，到欧美去直接拥抱西方文明的机遇，与他隔得太远了。
一九0二年三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七年多。日本民族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民族，它的性格中混合着极端的自卑和自大。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正是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⑤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他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骂。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视和轻蔑中间，请想一想，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何况鲁迅又有那样的早年记忆，绍兴街头闲人们的指指点点，当铺里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还有那些从南京旗营里掷出来的石块和辱骂，都一齐会涌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