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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以前的辅导员迎上来，对柱子说：“沙老师生前朋友少，你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你能来看他，他一定感到很欣慰。”柱子点点头，“嗯”了一声，眼泪立刻弥漫了双眼。辅导员望着灵柩，唏嘘着对柱子说：“去看沙老师最后一眼吧。”柱子擦着眼泪不敢过去，王芃泽走在后边推着他，两人一起走到沙老师的灵柩旁边。
看到尸体，柱子反而不怕了。他惊异于人的身体为何会与灵魂发生如此彻底的分离，没有灵魂的时候，身体变得完全陌生了。他苦思冥想，跟着王芃泽绕着沙老师的尸体转了一圈，到旁边站着时，还在猜测着沙老师的灵魂会在哪里，既然昨晚能够托梦给自己，是不是就表示还停留在这个城市里，或是寻找到了另外一个栖居的物体。他反复想着昨晚的梦，于是走到辅导员身边悄悄地问：“沙老师生前画的那些画呢？我想要一幅。”辅导员指着沙老师的外甥，说：“应该全都被他外甥拿走了吧。”柱子又去问沙老师的外甥：“我能不能要一幅沙老师画的画？”这个满脸横肉的男人还认得柱子，冷淡地回答：“在我家门前扔着呢，你想要可以全部拿走。”
柱子回到王芃泽身边，低声说：“叔，待会儿我要去沙老师的外甥家里一趟。”
王芃泽正心里难过呢，一边拿手帕擦眼睛一边问：“去那里干吗？”
柱子说：“沙老师昨晚给我托梦了，让我去拿一幅画。”
王芃泽“哦”了一声，疑惑地望着柱子。
出了殡仪馆，两人骑车去沙老师的外甥家。柱子还记得路，觉得那里毫无变化，只是更破了。在那排房屋前面，沙老师的油画和一堆废木头堆放在一起。柱子把所有的画都立起来，一张一张地比较。王芃泽觉得奇怪，站在一旁问：“柱子，你在选什么？”柱子大声问王芃泽：“叔，你觉得哪一张最像我？”王芃泽纳闷道：“又不是画的你，怎么会像你呢？”柱子说：“叔，你站远点儿看，一定有一张像我，沙老师在梦里跟我说了。”
王芃泽站远了，比较了半天，说：“我还是看不出来。你自己选吧。”柱子听了，又在一长排油画前走来走去，最后终于选了一幅静物。王芃泽犹豫着问：“你真觉得这一幅像你？”柱子说：“不是啊，但是它很像我梦里见过的那一幅。”
然后柱子又说：“我觉得沙老师的灵魂就在这幅画里，所以他托梦给我，让我把他带走。”
王芃泽想着柱子这句话，有些后怕，担心地问：“柱子，你是不是伤心过度了？”
王芃泽脱下手套，伸手摸柱子的额头。柱子推开他的手，大声说：“我说的是真的。”
骑着自行车回家时，柱子把那幅画系在背上，骑车时净招风了。王芃泽一路上望着那幅画，眼神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在一个人少的路段，王芃泽突然觉得浑身无力，停下来不走了。柱子听到王芃泽在后边好像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又骑回来，看到王芃泽很伤心的样子，低声问：“叔，你怎么了？”
王芃泽望着行人稀少的街，神色恍惚地说：“我总是觉得沙老师的死，与我有关。”
柱子说：“没有啊。”
“我老是做错事。”王芃泽难过地说，“年前我还要沙老师去市纪委，为他最不愿面对的事情做证人，年后他就过世了。”
“那也和你无关呀。”柱子劝道，“叔，你别胡思乱想，沙老师也不会怪你的。”
“就算他不怪我，这发生过的事情也是事实。”王芃泽烦乱地说，“我觉得我会遭报应的。”
柱子心中一凛，把自行车也丢了，抓住王芃泽的手，坚毅地说：“和你无关，全都是我的事。如果要遭报应，就报应到我身上好了。”
一周之后的一个上午，南京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个体型异常壮硕的农村妇女，凭着一种淳朴、简单、愚蠢、笨拙交织在一起的，没来由的无惧无畏，逢人就问：“税务局在哪儿？”
她盲目而从容地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不紧不慢地仰起头来，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冷漠与空洞无物的傲慢，眯着眼向远处望。她长得高，让人误以为她一定看得远，于是越发觉得她高而壮的身材像一座小山，那安放在小山上的头颅一定也贮满了许多神秘的智慧。只是这种错觉一戳就破。她穿着自己缝制的黑色的棉衣棉裤棉鞋，胳膊上挽着花格子布的小包袱，脑后垂着两条枯黄而细小的麻花辫，她在同一条街上走过来走过去，三次向同一群坐在路边聊天的老头儿们低头询问：“税务局在哪儿？”
人群里开始有人发笑，渐渐地有小孩儿围观，后来一些无班可上的闲散人们也跟在后边嬉笑着看热闹。她也不嫌烦，也不驱赶，看到一个水泥花坛那里阳光明亮，就走过去，用手扫了扫浮灰，坐下来，看到围观的人们站在两米远处充满兴趣地望着自己，又一次用浓重的西北口音大声问：“谁知道税务局在哪儿？”围观的人们同时开始哄笑，她重复道：“税务局呀。”
有好心人过来帮忙，把她送上了一辆公交车，掏钱给她买了一张车票，把情况跟售票员详细地讲了，又对她叮嘱道：“待会儿下了车，你继续问税务局在哪儿，就问到了。”她不会说谢谢，只顾着低头问一个小孩子：“你是谁家的孩儿？你爹娘呢？”满车厢的目光都望了过来，小孩子噤若寒蝉，不敢说话，就站起来到一边去，把位置让给她。
一个小时之后，税务局的门卫正坐在值班室里低头做事，突然觉得一个黑色的大大的人影正在旁若无人地走进税务局的院子，急忙站起来，走到门口，对着已穿过院门的那个壮硕的农村妇女大声喊：“喂，你干啥呢？”农村妇女在阳光下往这边看了看，停了一下，又继续往院子里走。
门卫大声喊：“你给我站住。”跑过去推了一把，竟像是推在一棵大树上，对方纹丝不动。门卫个头儿不高，此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山似的妇女比自己高了整整一头，有点儿心怯了，冷静地问：“这是税务局呀，不是来玩儿的，你有事儿没有？”
高而壮的妇女用浓重的西北口音回答：“有啊，我来找我儿子。”
“你儿子是谁？”
“就是柱子，在这儿上班呢。”
门卫想到了年前的那件在税务局里闹得风风雨雨的事，疑惑地问：“你儿子是王玉柱？”
柱子娘看也不看门卫，踌躇满志似的环视着税务局的院子，语气漠然地说了一句：“我叫他柱子。”
门卫有点儿担心，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女巨人是为了儿子的事来这里吵闹的，于是试探着对他说：“但是王玉柱他不在这里呀，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柱子娘不知道柱子已经被开除了，以为门卫的意思是柱子暂时出去了，就说：“那我进去等一会儿，你不用管了。”说完就朝着最大的那座办公楼走去。门卫拦了几下拦不住，这一来越发觉得柱子娘是来闹事的，只好赶紧回到值班室，给贺主任打电话。
贺主任放下电话的时候，柱子娘正站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对着长长的走廊大声喊：“柱子——”这个声音响彻了整个办公楼，几乎所有办公室的门都吱吱扭扭地打开了，许多人惊疑不定地探头出来看。贺主任赶紧走出办公室，看到走廊里一片灰暗，矗立着一个高高的黑影，似乎蛮横逼人，看得他暗暗心惊。
贺主任和柱子娘的谈话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贺主任小心地解释，谨慎地遣词造句，柱子娘往那儿一坐，只会“嗯嗯”地发出反应，眯着眼四处看，油光光的大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等贺主任解释完了，就问：“那柱子啥时候能回来？”贺主任纳闷，说：“王玉柱不回来了呀。”柱子娘说：“他在这儿上班，咋能不回来呢？”贺主任搞不明白柱子娘是故意找碴儿呢，还是真的糊涂，难道自己前边那番话都白解释了？贺主任一生气干脆把硬话撂出来，直白地把“开除”和“同性恋”两个词重复了又重复，终于明白这个农村妇女的脑子像木头似的，到最后忍不住训斥起来。
其实柱子娘的脑子也不至于那么迟钝，只是她根本没有想过柱子会被开除。她一直以柱子在城里上班为荣，这次风风光光地来看望儿子，脚上的鞋都是新做的。过了好半天她才充分注意到“开除”这个词，惊慌地问贺主任：“你把柱子开除了？”贺主任怒道：“开除了，你去其他地方找吧，快点儿走。”
结果那天上午，税务局大院里的人都听到从贺主任的办公室里突然传出一嗓子强悍的嚎啕大哭，一浪强过一浪，绵绵不断，经久不息。上午剩下的时间简直没办法上班了，许多职工忍不住地跑过来瞧热闹。贺主任厌恶地要柱子娘快出去，柱子娘不走，躺在地上哭。贺主任找来几个力气大的男同事，一起把柱子娘抬出去，刚开始柱子娘过于悲恸，一动不动地任他们抬出办公楼，到了院子里突然撒起泼来，哭喊中双脚一蹬，谁也抬不住，场面一时间不可收拾，大街上的人也都聚到税务局的大门口，隔着大门幸灾乐祸地往里看。
贺主任担心这样闹下去影响可就大了，处理不好会让领导们看见。实际上那时候局长就在三楼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这一切，他往门卫值班室打了个电话，对门卫说：“你给贺主任说一下，找个车把这个妇女送到研究所去，看王芃泽如何处理。”
一辆吉普车直接开到了柱子娘身边。贺主任蹲下身，大声对柱子娘说：“别哭了，上车吧，送你去找王芃泽。”
柱子娘止住了哭，问：“你说的是王老师？”
贺主任不耐烦地说：“是啊。”
柱子娘又问：“他知道柱子在哪儿？”
贺主任说：“他要是不知道，那就再也没人知道了。”说着招呼刚刚那几个力气大的男同事，共同扶起柱子娘，把她塞进吉普车里。吉普车发动的时候，柱子娘探出头来，当着里三层外三层围观者的面，大声问贺主任：“我问你，柱子这么大了也没结婚，是不是和那姓王的有关？”
这句话似乎非常关键，惹得许多人心里犯嘀咕。贺主任点了一支烟，吞吐出一阵烟雾，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招手让司机先停下车，隔着远远的距离问柱子娘：“哪个姓王的？”
吉普车熄了火，四周安静下来，柱子娘唯恐贺主任听不到，在围观者面前大喊着回答：“就是王芃泽。”
研究所里，上午快结束时大刘提着暖水瓶下楼来接热水，热水冒着白色的蒸汽从水龙头里哗哗地流着，他站在旁边看着等，突然间觉得自己被一阵阴云笼罩了，急忙转过身去，看到是一个又高又壮的身影挡住了阳光。
他愣了一下，才认出这是柱子娘，惊讶极了，急忙热情地问：“呀，大婶，你什么时候来南京了？”柱子娘说：“我来找你们王老师。”
大刘笑道：“我猜你就是来找王所长的，我带你去。”提着暖水瓶，接过柱子娘的包袱往前走了一步，回头看了一眼，这时有阳光照在柱子娘的脸上，大刘看见柱子娘的眼睛哭得红肿。大刘心里疑惑，就问：“大婶，你找王所长有什么事呀？”
柱子娘眼圈一红